第1章 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性评价的理论研究
　　1.1 村镇建设与承载力的理论研究
　　1.1.1 国内外关于村镇建设的研究
　　村镇作为与城镇对应的概念，有别于城市和乡村二元地域空间划分，不但包括广大农村地区，同时也包含了部分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囊括建制镇、行政村和自然村等行政体系（高文杰和连志巧，2000）。村镇区域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与地理景观，也具有部分工业和城市性质的发展特征（贺灿飞等，2016）。这种多要素组合的地域单元决定了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非线性，既有城镇化（urbanization）的趋势，也有村镇化（ruralization）的倾向，以及村镇空废化的现实。加之，村镇建设因区位多样，资源禀赋有差异，因而具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基于城乡要素联系理论，在城乡转型与融合发展理念下，村镇建设不但有助于减轻城市发展的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刘彦随等，2014）。村镇建设的目标在于村镇居民生活福祉的提升，及其与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协调，不但涉及居住、产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也体现村镇居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综合发展水平。
　　对于村镇建设功能类型，可以分别从功能、空间、社会文化等维度做出诸多定义，是对村镇发展价值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变化。具体可总结为三种：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申明锐和张京祥，2015）。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农业政策就被置于政府农村发展的中心地位，乡村也因而由农业生产功能所定义，为城市发展提供基础的农业产品。政府的补贴、耕地保护、农产品价格保护等政策支撑了乡村“生产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过度地追求农业规模化、产业化，高强度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破坏了村镇生态环境。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生产主义”下的村镇建设模式遭到批评，“后生产主义”的认识开始出现，强调乡村提供的产品是多元的，而不是专门化的某一种产品。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危害，以及食品安全的认识，一些环境友好型耕作方式被提倡，如有机农业等。“后生产主义”的提法仅仅否定村镇的生产功能，对于村镇建设的认识随后转向以“多功能”视角进行认识。此外，农业与乡村的概念开始分离，农村地区被认为是地域空间的一种类型，同时为人类社会提供居住、游憩、教育等空间。
　　我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村镇地区的生活方式、发展要素组织发生了快速转型与空间重组，深刻影响区域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状况（刘彦随，2007）。在新时期背景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工业化的实施、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村镇地区功能由单一转为综合，学者们对村镇概念的认识逐渐模糊，因此如何定义这一地域空间，厘定其具体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村镇功能概念的多维性，村镇地域系统可具体表述为：是由人文、经济等构成的承载对象系统，以及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系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开放系统。此外，随着村镇地域空间发展转型，传统的“三农”问题在不少地区呈现出了居民老弱化、产业非农化等新问题，耕地撂荒、固废蔓延和水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渐显现，严重影响村镇地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Li，2012；Yin et al.，2015）。*特的国情和管理体制使中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限制了村镇区域建立有效的空间治理机制（Jun，2007）。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建设要求。村镇建设一方面是要解决长期以来淹没在快速城镇化中的村镇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然而，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要脱离农村农业发展的地理基础，也不意味着要按照城镇化的单一路径去建设，而是在处理好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关系的前提下，以美丽乡村为目标，以配套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为基础，因地制宜地走多元化发展道路（申明锐和张京祥，2015）。
　　1.1.2 国内外关于承载力的研究
　　承载力概念起源于1798 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以及比利时数学家吕勒1838 年提出的逻辑斯蒂方程（Malthus，2011）。20世纪初，生态学家创造性地将承载力概念引入生态学研究中，并将其界定为用于“测度区域最大生物种群数”（Leopold，2008）。20世纪40年代后，承载对象研究从生态系统或生物体转为人类社会发展规模（Leopold，1943；威廉.福格特，198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以协调人地关系为中心的承载力研究（Higgins，et al.，1982；王宁等，2004）。在国内，较早的承载力研究起始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最初范围主要是农业产出潜力（任美锷，1950；郑振源，1996；竺可桢，1964）；改革开放以后，相关方法和理论快速发展（《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课题组，1991；陈百明，2001；谢俊奇，1997）。随着全球变化趋势加快，承载力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环境和生态领域（Meadows，et al.，1972；程国栋，2002；王开运等，2007）。1991 年国内学者提出“环境承载力”概念（曾维华等，1991），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等（郭怀成和赵智杰，1994；夏增禄，1988；左其亭等，2005）。承载力关注的另一重点是水资源承载力（施雅风和*耀光，1992），其理论范式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相近（牟海省和刘昌明，1994；王浩，2003）。2000 年以来，相关研究开始探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特征，包括生态承载力和区域承载力。其中，生态承载力的概念是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综合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与生态系统本身弹性力（高吉喜，2001；王开运，2007；张传国等，2002）；区域承载力的概念是作为承载体的自然环境对作为承载对象的人类生产生活的支撑能力，自然环境方面主要考虑资源环境系统进入不可持续过程时的阈值或阈值区，而人类生产生活主要用人口规模或经济规模进行衡量（樊杰等，2013；樊杰等，2015；陆大道，2012）。关于承载力有相对和绝对的概念，主要有“容量”“阈值”“能力”三种类型的定义方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承载力概念的演化实质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下人类社会经济对人地关系的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发展的资源环境需求与自然环境供应能力这一对矛盾体的解决方案（封志明等，2016）。
　　进入21世纪后，承载力的概念逐渐由传统的土地、水、生态等单项承载力发展到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与复杂化促进了环境承载力概念和内涵的发展与丰富。承载力的概念在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活动之间建立了连接的工具，使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有了宏观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行）》中指出：“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并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定地域空间可以承载的*大资源开发强度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的基础是资源*大可开发阈值、自然环境的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的确定。
　　总结国内外区域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三个方面：①承载力研究由单一化向综合化发展。承载力研究经历了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等单要素研究的演进过程。然而，随着资源环境的日益恶化及人地矛盾的复杂化，着眼于缓和人口与单一要素间矛盾问题的单一要素承载力研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且任何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多因素协同作用的基础上的，由此区域综合环境承载力研究逐步兴起
　　（牛文元等，2012；武凤阳等，2016）。②评价指标体系由单一指标向系统指标体系发展。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量化研究的基础，起初的环境要素承载力研究主要采用资源条件的可开发利用量来评价，而忽视了人类社会对环境系统的干预（黄敬军等，2015）；伴随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承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逐渐丰富，但不同学科以不同的视角建构指标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彭再德等，1996；徐琳瑜等，2005；刘仁志，2010）。③承载力评价方法由静态分析走向动态预测。承载力的评价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指数评价法、承载力评价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多目标模型最优化方法等（曾维华等，1998；Slesser，1999；蒋晓辉等，2001）。其中，前两者属于静态分析方法，具体包括矢量模法、模糊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而后两者属于动态预测方法，相较于静态分析方法，能够体现包括环境的自净能力、社会经济活动的惯性等因素，并且还能反映系统各个模块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现代技术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逐步应用到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但由于动态预测方法数据要求较高，参数阈值不好掌握，在模型求解上会存在一定的难度，是量化评价方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2 村镇建设模式的理论分析
　　1.2.1 村镇与村镇地域系统
　　“村”和“镇”是村镇地域中各个要素空间集聚的形式，因规模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呈现出聚落空间类型的不一，具体包括城关镇、中心镇、行政镇、中心村、行政村及自然村（段学军等，2020）。村镇作为乡村地域系统内部各个生产、生活、生态要素集聚的空间载体，在地域范围及功能属性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完全剥离，两者在地域与功能上有一定的交叉，如经济、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社会文化等。村镇也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是指城市以外的地域，是由经济、人口、社会、基础设施等构成的内部系统与资源、环境、生态构成的外部系统在村镇地域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地域系统（刘彦随，2011 ）。村镇地域空间系统是认知现代城乡关系、透视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视角，也是厘清村镇建设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互动关系、内在机理的关键内容。村镇地域系统由于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等要素的不同可划分为多种类型，并成为“分类指导”村镇规划的基本原则与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村镇地域类型划分的研究较多，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发展和地理环境两种视角。经济发展分类包括经济水平（崔明等，2006；张步艰，1990）、经济结构（龙花楼等，2009）、主导产业（张小林，1999）等分类体系，地理环境分类包括生态环境（柴舟跃，2016）、地形地貌（陈兰，2011 ）、发展与管控（李祥龙和刘钊军，2009）、区位（洪亘伟和刘志强，2009）等分类体系（表1-1）。综合已有分类体系研究结果，结合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的需求，本书将村镇地域功能类型划分为小农经济类型、大农经济类型、工业发展类型、商旅服务类型和生态保育类型（表1-2）。
　　表1-1 村镇地域功能类型划分
　　在具体的村镇地域空间类型识别方面，国内诸多学者从不同地域范围、不同衡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龙花楼等（2012）以“苏南—陕北”样带为案例区，以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为指标，将样带划分为８个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区。周扬等（2019）依据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将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划分为11 个一级区和45 个二级区。文琦和郑殿元（2019）对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子系统进行分类判断，对高程、坡度、人均GDP、少数民族占比、距省府距离等因素进行分级和聚类分析，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和西南地区村落类型识别体系。李琳娜等（2019）基于城乡融合系统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包含城乡融合体、村镇有机体、乡村综合体、居业协同体的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刘玉等（2013）以3 项乡村地域功能态和3 项功能的增长势为指标，将环渤海地区划分为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生态保育3 个主导功能区，并细化为13 个功能亚区。杨忍等（2016）对平原、高寒山区、沙漠边缘地带、丘陵、山地交汇过渡地带等不同地域类型区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进行研究，并做出空间优化重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