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其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在这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在政府治理下，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断加快的空间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规模体系不断完善和城市空间布局日趋合理，城市规模扩张的趋势愈发凸显。在粗放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下，城市间规模差距愈来愈大，少数大城市掌握着多数的空间要素资源，多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发展中面临愈来愈严峻的要素约束，中国城市规模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激烈的要素竞争，由于城市发展的要素竞争中有成就必有败，城市规模变动是当前中国以粗放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城市规模变动是一个以空间为载体的有机系统，研究该系统的发生机理、成因和演化趋势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城市规模变动的成因是什么呢？城市之间的规模变动关系又如何？着力分析城市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与一般规律，为治理城市规模问题提供政策思路。本章作为开篇，旨在交代选题背景和意义，分析已有研究的缺陷和本研究开展的逻辑基础，进而提出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后指出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以此鸟瞰全文，统领各章节，为后文展开分析奠定学理基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本节第一部分阐述城市化对城市地理的塑造作用，总结中国城市化历程及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第二部分则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城市战略两个方面着手，阐述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城市化是由于城市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引起的农村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其他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城市经济体聚集，并在一定条件下，倒逼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改变或转换的过程（张敦富等，2005）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7000多年前，随着农业经济的增长，城市就开始出现，若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城市化的发端，至今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以英国、美国、德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1960年城市化率就已超过了60%，分别达到78.44%、70.00%、71.38%，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2014年它们的城市化率已经分别达到了82.35%、81.45%、75.10%，城市化发展趋于成熟 。而对于后进发达国家韩国和日本，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较老牌发达国家晚，发生于1950年到1970年间，2014年其城市化率分别已达到82.36%、83.45%（附录一）。高城市化率意味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西方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高度集聚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就业、住房、交通、环境、健康、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面对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各种“城市病”，许多国家制定规划、方案，采取了种种对策。例如，为了应对城市过度扩张引起的内城地区经济萧条问题，1976～1998年，美国政府曾经在城市芝加哥大力推进实施“戈特罗”（Gautreaux）项目；在该项目实施期间，美国政府为了扩大政策效果，于1994～1999年，再次在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和纽约等多个城市同时推进实施“向就业机会区移民”（Moving to Opportunity）项目。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治理难题，如城市内部更严峻的萧条、种族隔离和高收入-低收入群体间的阶级分化。城市问题的治理是世界难题，因为各国城市问题的产生机制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但在事前都无法得知二者的分界点具体在哪里。就这个层面而言，城市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其却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城市地理。城市规模变动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标志。
中国是城市起源*早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近代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中国落后于英国、美国、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近60年 。196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6.20%，仅为美国、英国和德国的1/4左右。此后的几十年，特别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如1960～1970年，城市化率增幅约为1.20%，1970～1980年增幅约为2.00%，1980～1990年的增幅约为7.00%，1990～2000年增幅约为9.44%，2000～2010年增幅约为13.35%，2010～2014年的增幅约为5.18%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3月16日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第一篇“规划背景”下的第二章“发展现状”下的表1“城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情况”显示：截至2010年（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中国的城市总数量增至658个（自1978年以来），建制镇总数量增至19410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增至6个，500～1000万人口的城市增至10个，100～500万人的城市个数增至124个。城市化作为伴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象，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发达国家的一样，都有相似的规律可循。按照城市化“S”形曲线（United Nations，1974）和城市化阶段划分（Northam，1979），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S”形曲线中上升*快的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57%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在超过50%之后将由量变转换为质变的过程，经济增长由产业发展带动转为空间资源配置带动，并推动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经济结构快速调整（张自然等，2014）。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条件下，必然引起非平衡的城市规模变动。
中国城市化的独*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历程是独*的。丁守海（2008）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至今。改革前的城市化是“逆人口迁移规律、逆工业化规模、逆市场化规模”的模式，这引起了严重的“反城市化”后果。而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叶克林，1986）。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则更加多元、更加协调。中国城市化的独*历程，决定了其动力机制必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经验存在差异。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独*的。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主要是在人口流动推力和工业化或者产业集聚拉力的双重作用下飞速发展的，而中国的城市化不但具有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特点，更有深层的制度诱因。例如，1978年以来中央政府逐渐实施的户籍制度、城市土地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农业税收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除了人口推力和工业拉力之外，还有制度变迁冲击。第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两个阶段，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但中国城市化过程是将二者同步发展的。因此，西方城市化理论在解释中国城市化现象、预测中国城市化未来走向方面必然存在缺陷，但运用人类共同已知的规律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则更有利于丰富并发展这些规律，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对策。故而西方城市化理论对研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特别是城市规模变动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
1.1.2 研究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制度改革已逐渐触及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充满困难险阻。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也正面临着严峻的可持续增长问题。中国越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对城市规模问题治理的需求就越急切，对深化改革的呼唤就越强。对此，中国政府从战略上对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引导，力推城市化，并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当前，中国城市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城市内部空间错配问题（张可云和杨孟禹，2015），以及城市规模扩张带来城市间发展失衡（魏后凯，2014b），已注意到，在东北地区多数地级城市和中西部地区部分地级城市，已经出现城市规模收缩现象（杨孟禹和张可云，2016）。城市规模变动是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典型特征。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未来要努力提高城市化质量，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在城市空间发展层面，强调“城市群布局的科学规划，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引就业，人口聚集功能”。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在具体的发展措施上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014年，两个操作性的规划和政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终于出台。这两个规划和政策文件首次明确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要求为北京、上海、广州等14个大城市划定边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扩张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实施。
此外，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领域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地理遥感数据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以更客观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社会现象的发生和演变。全球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作为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数据源，*近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文献不断涌现，*近几年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未来，遥感数据在经济学领域的使用将越来越广泛，大量研究将如井喷式出现。本书应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对中国城市规模变动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由于并无前人的研究作为参考，许多地方还值得商榷，但对推动有关研究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发展可能将面临大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膨胀病”、中型城市规模变动引起的“萧条病”、小城市规模缓慢变动带来的“落后病”并存的尴尬局面。这种空间不协调的背后，除了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差异外，还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主要体现在以要素流动为主要载体的复杂的城市空间关系中。用空间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的传统，许多经典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对研究中国城市规模变动问题有重要指导意义。城市规模变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间问题。本书从空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城市规模变动的空间和非空间影响因素，以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政府行为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城市统计中的相关指标和数据和处理后的全球卫星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规模变动的衡量方法及城市规模空间竞争形成机理、竞争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期望对政府治理城市规模变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完善城市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1.2 文献梳理和述评
本节从核心概念辨析、夜间灯光数据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土地规模扩张、人地匹配关系、城市扩张的衡量等几个层面对与城市规模变动有关的文献进行分类梳理，以明晰研究的出发点，为后续研究铺垫。
1.2.1 有关概念辨析比较
学界一般用人口数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或建成区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指标。而“城市规模变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涉及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以及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如果用P表示以某年为基期的人口规模变动，L表示土地规模变动，那么城市用地规模变动和人口总量变动会出现三种可能的人地关系：城市拥挤（城市人口总量过度扩张，P＞L）、人地协调（P＝L）和城市蔓延（城市建成区面积过度扩张，P＜L），图1-1表明了这些概念间的关系。
城市扩张（urban expansion或者urban extend），顾名思义，就是指城市的边界向外扩展。就其用法来看，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都是一致的，要么直接用“城市用地扩张”，要么直接用“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具有明确的指向；而对于城市收缩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定义，但是“城市人口减少”作为其主要特征已取得基本共识。
图1-1 城市规模变动有关的几个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与城市扩张含义相当接近，国内不少学者常将二者混淆起来谈。如表1-1所示，城市蔓延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它基本有一个清晰的倾向，那就是它在描述城市发展模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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