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城镇化发展从最初的数量快速增加转变为质量的迅速提升，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目前，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是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要建立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体系，协调大、中、小城市的层级结构，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优化城市群布局和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与城市资源和环境的综合承载力相协同，满足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尤其是国家制定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既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提出了要求。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将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这一规划符合国家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方向，符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框架要求，具有明确的实施标准和建设措施，设置了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制定了分步骤的阶段任务，创新了城镇化发展的相应制度与政策，是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宏观性及方向性的战略规划，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指导。该规划颁布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和落实。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推进会上重点指出，我国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 。同年12月，《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正式下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试点的范围，按照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遴选原则，选定62个地区进行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优先小城镇建设。确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省份和城市，包括江苏、安徽两省及宁波等，并分三批次确定试点的新型城镇，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新成本分担机制。
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明确要求“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突出抓好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工作，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20年又发布了《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强调要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圆满收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这些政策文件的发布，对优化新型城镇化合理布局，有序推进人口空间合理分布，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81年的20.12%增长到2018年的59.58%，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达到60.6%。但是，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生态环境被破坏、发展动力不足、人口格局不合理等大量实际问题，尤其是人口的结构、规模、布局不合理，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例如，城镇化率统计中面临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差异较大等问题。从2015年至今，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保持着上升趋势，但两种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都在16.2%的范围内。需要重点强调的是，2018年全国有1 790 000的城镇新增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上一年增长了1.06%。在新增的城镇人口中有将近40%的人口是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城镇区域扩张而出现的。合并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总计达到了63.2%，仅有36.8%的人口是由乡村迁入的。这种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及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缩小，是目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魏后凯，2019）。除此之外，中国城镇人口的总体数量和结构失衡产生较为突出的两极化发展趋势，即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不断减少的布局失衡，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公平的问题及城市综合承载力、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同一致，重视不同要素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人口空间格局的响应，才有利于城镇化具体目标的实现，推动人口空间布局的科学与优化。因此，本书主要研究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空间布局的变迁过程、影响因素、发展机理，并预测其人口发展的趋势，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空间变化的响应和调控路径，研究如何从政策调控的角度，从经济、社会、生态多个维度推动城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促进人口空间科学合理布局提供路径参考与选择依据。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通过对城镇化空间研究范式的研究，以人口格局优化、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借助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先进方法，以城镇化“人口格局—变迁过程—影响机理—效果评价—优化路径”作为研究的主要思路，解析新型城镇化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对人口空间格局调控的手段进行效果评价，找出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最终设计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政策措施。试图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城镇化的时空发展特征分析城镇化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及特征；二是剖析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机理，并分析未来发展趋势，评价政策调控手段的效果；三是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从城镇体系布局、公共服务等方面分析研究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并提炼出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政策措施。
1.2.2 研究意义
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实践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理论研究体系和框架。城镇化研究对空间要素重视不够，更多的是针对城镇化水平测度、影响因素、发展机制等“非空间”内容的研究。本书则是在梳理现有城镇化空间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城镇化发展过程进行空间的、动态的分析。对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及组织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尝试基于人地空间关系的视角，剖析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人口空间格局与经济结构、社会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影响机理，继而总结出优化机制和政策措施，构建城镇化的空间范式，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理论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
（2）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人口空间格局的内涵进行完善和阐释。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社会由乡村型转向城市型，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及信息化的协同发展，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不单纯以城镇化率作为依据，还需加上人的因素，考虑人口空间格局的优化。本书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界定中加入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人口格局、生态环境等指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内涵及人口空间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完善和深入阐释，为同类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3）促进不同学科的研究互动和交叉融合。在研究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与机理时，综合考量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的作用和影响，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互动和交叉融合，尤其是对拓宽城镇化研究角度、人口空间研究方法有着很好的理论促进，同时对实现经济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科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本书可以为各级政府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人口空间合理布局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决策参考。与西方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同，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既要发挥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和调控作用，又要充分运用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特别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整创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换、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城市规划发展设计等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作用不容忽视。本书从多维度、多视角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口空间调控的机制建立，将为各级政府提供有利的决策参考。
1.3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口不断迁入城市及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因此，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空间格局（城市发展）与组织过程的研究；二是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空间分布的相关理论。
1.3.1.1 关于城镇化空间格局与组织过程的理论及研究
（1）研究的缘起阶段。最早的践行者是英国学者霍华德（Howard，1898），他在著作《明日：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中强调城市与区域发展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即“田园城市”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1922年恩维（Unwin）出版的《卫星城镇的建设》，在“田园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卫星城”的观点，强调如果主城区的人口规模过大，可以通过建立卫星城加以疏导。之后沙里宁（Saarinen）在赫尔辛基试验并建立了“卫星城”的第二代模式。进入20 世纪60年代，拓展到“卫星城”的第三代模式，代表城市是英国英格兰中部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随着对“卫星城”的不断深入研究，德国的著名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系统地对区域内的城镇体系进行了梳理，于1933年发表了重要的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即影响深远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首次对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建立系统的体系，并归纳分析了城镇体系的基本结构模型，应用于城镇体系的系统模拟，中心地理论也成为城镇体系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2）研究的继续深入拓展期。进入20世纪中期，各种已经建立的空间研究理论，尤其是中心地、增长极等空间理论日益系统化，为空间格局和空间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指导。戈特曼（Gottmann，1957）在《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先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密度的多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提出包括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全球有六大城市密集区，城镇密集区的概念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维宁（Vining）基于经济学研究视角，探讨了城镇空间体系结构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并阐释了城镇空间体系结构对促进城镇发展的作用（周一星，1995）。邓肯（Duncan）发表《大都市和区域》一文，首次界定了“城镇体系”概念，重点强调了城镇体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及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Duncan and Hanser，1960）。随后，贝里（Berry）发表了重要论文《中心地体系的组成及其集聚关系》，在该文中用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等级体系的关系，明确了研究的方法，推动城镇体系空间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Berry and Garrison，1958）。20世纪60年代，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研究登上舞台，弗里德曼（Friedman）的《区域发展政策》问世，文中明确了城镇空间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还有一些美国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区域概念如“城市功能区”“城市场”，探讨了城镇体系理论，并对美国与加拿大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展开了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在此基础上，城镇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内容不断深入，出现了“城镇区域”等空间性的概念，以城镇体系、城镇规模的规律性、空间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为主，还产生了“城市群”“城市带”等表述城镇的集聚特征的系列概念，研究的范围不断延伸，由“城市区”扩展到“城市建成区”，再到“城乡一体区”和“区域城市群”，都给出了相应的界定。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概念界定，都有不同的范围和视角，存在一定的相似，却没有达成比较统一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