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不断成长的,我们需要的是理论与现实的相互阐释,相互呼应。传统的货币理论发挥着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在新的经济大环境下,我们也需要新的货币理论框架来补充、拓展对新的货币现象的认识。
《货币论(第二卷):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借用流体力学描述中央银行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新的分析框架,提出并证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内摩擦、货币与财政互为SPV、货币超级中性等定理,对货币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推动力。
这不仅仅是一部系统的货币理论专著,更为我国乃至全球货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贡献了与时俱进、不断迭代的货币研究方法。
基于中央银行的发展变革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和现实,延续第一卷货币循环的理论认识,本卷构建了一个流体力学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提出三个认识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职能的全新视角:第一,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中央银行关注的全部内容;第二,基于分散化决策的经济社会秩序的货币政策,其作为政策完全是一种基于“微观决策—宏观响应”的特殊政策系统,其自由度远远低于其他几乎一切政策;第三,货币政策实际上类似一个受内部摩擦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流体动力学系统,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往往与其他政策效果相比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基于本书的分析框架,本书提出并证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内摩擦、货币与财政互为SPV、宏观审慎管理内嵌于货币政策、货币超级中性等定理,并且资产价格也只是一层货币面纱。
序言
货币经济学的责任
货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站在理论研究的角度,如果我们沿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普遍认识——“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那么,似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足以如货币那样被单列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站在任何一个经济参与者角度,货币存量变化和利率波动往往被认为是引致其他各个市场联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关于货币的研究总是牵动经济学研究者的神经。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货币数量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早期货币理论,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延伸至最近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推动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波浪式创新。当然,所有的创新都在实际上起到了两个基本作用:第一,更好地解释货币经济世界的实际;第二,更好地运用货币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作期间的学生和同事陆磊, 以及陆磊的博士研究生刘学撰写的《货币论》也是出于上述两个目的而作出的努力。
一
对货币的认知是持续演进的。科学解释货币经济的实际运行,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使货币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基本理论陷于难以“自洽”的逻辑陷阱。长期以来,我们相信“货币是特殊的商品”。从货币史角度看并不错,的确,一系列的考古事实证明了货币是从某些商品中演化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把货币作为商品对待,则在认识上必然落后于近现代乃至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货币金融现象。如陆磊和刘学所论证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是为了未来再度发生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因此,货币是“未来效用索取权的符号”,由此可以部分解释货币从贵金属转向纸币,由纸币转向存款账户数字,再由存款货币(广义货币)向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演进的过程。货币史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货币材质的演进,而材质变化这一表象背后,不变的是“货币持有者对该符号具有的未来索取权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可以被公认为贵金属,在人类治理体系依赖于国家和组织的时代可以被确定为法定货币,在全球化跨国交易中可以被约定为某种支付手段(如曾经存在的欧洲货币单位,以及国家间公认的特别提款权),在未来可能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算法货币。因此,陆磊和刘学的研究实际上使得货币理论不再拘泥于材质,同时,把货币锁定在对未来效用索取权的“共识性信任”上。他们认为,所谓货币,就是那些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作为未来效用代表的物品或符号。
省略……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
时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
二〇二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