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关于贸易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在学术界早有讨论,在贸易相关主题的广泛研究中,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生产运作和技术发展,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布进而影响进出口变化,使得贸易双方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从而会对当地生态环境有所影响等。贸易增长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引起全人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绿色化的关注,而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引发各国对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区域之间发生污染转移的思考。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贸易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与其他变量的综合作用对环境污染产生的间接影响等方面。
1.1关于贸易发展的研究
贸易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在近年来已经深入到微观企业和产品层面,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的研究中,通过采用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衡量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水平,探讨加入WTO后关税减免的直接竞争效应和企业由于成本节约和优质要素获得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并得到直接竞争效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较小,而由于成本节约和优质要素的获得对企业的成长影响较大的结论,尤其表现在促进本土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成长方面(盛斌和毛其淋,2015)。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中,毛其淋和盛斌(2014)得出在“量”的增长层面上,关税减免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及已出口企业在出口产品数量上的增加,增大国内企业生产规模;在成本节约上,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利润增长驱动下的企业更倾向于参与出口。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研究中表明,加入WTO后我国关税减免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尤其是表现在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上(余淼杰,2010)。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有:邓慧慧(2009)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三区域、两部门、三种要素的空间均衡模型,讨论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要素的流动对不同区域制造业集聚的差异影响,并得出贸易自由化虽然降低了东部地区的贸易成本优势,但市场力量仍然使得东部地区资本和制造业集聚的趋势越来越大。刘志成和刘斌(2014)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贸易对企业就业人数影响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考虑中间投入变化在贸易对企业生产影响方面的文献有:田巍(2014)选取加工贸易企业为对照组,借助倍差法检验我国加入WTO对企业研发的影响效应,研究得出减免中间品关税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企业有动力进行已有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增强企业研发。陈雯和苗双有(2016)同样采用中间品加权关税衡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水平,研究表明中间品关税减免降低了拥有高质量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更有利于低质量技术企业升级到高质量技术企业,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作者进一步将行业进行分类进行拓展性研究发现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关税减免对技术密集型冲击并促进其进行生产技术升级的作用更大。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选取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倍差法研究的对照组以探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间品关税减免虽然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但对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企业来说在就业上的变动表现不一,关税减免促使高生产率企业招聘更多工作人员,但由于市场竞争扩大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造成就业破坏,总结出创造就业和就业破坏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变动的两个重要渠道。
综上,我们发现在企业和产品的数据层面上,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和学习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帮助企业进行技术选择和提升生产工艺,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规模效应也提升了企业就业创造能力。在区域和地方性研究层面上,贸易进一步开放使得沿海地区贸易成本优势下降,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增加,其中资本的流动要强于劳动力的流动,极大影响产业和地区发展。
1.2关于环境污染的研究
环境污染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健康,所以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成为众多学者重点关注的方向。其中王敏和黄滢(2015)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不同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进行实证回归,得出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污染,且在不同污染物下的回归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盛斌和吕越(2012)在Copeland-Taylor模型基础上纳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这一影响因素,利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并得出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污染减排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结论,通过探因得出这主要得益于伴随外资引入的技术效应超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综合作用,在不同外资引入程度的行业中,FDI对污染减排的正向作用也有所差异。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将FDI的空间分布特征纳入实证回归设计中,从外商投资来源地分布、外商投资集聚程度分析FDI对地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创造性地应用熵权法计算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增加环境污染的解释力度。研究结果表明,伴随外资进入及先进技术流入国内改善了环境污染,不同来源地的外商引进在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表现中有明显差异且地区引入外资的效果和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与其所处地域周围环境有关,因此FDI的空间分布特征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影响。余长林和高宏建(201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现,由于隐形经济的存在,环境管制虽然可以通过减少官方经济活动降低污染排放,但也正是由于环境管制政策的实行促使部分经济活动转为隐性经济活动而逃避政府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所以环境管制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源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梁平汉和高楠(2014)使用城市与地方领导/官员的数据匹配,从政治关联和法律制度环境角度研究二者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短期新上任官员对打击排污较严重企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因此人事变更可促进该地区环境污染改善,但在长期若该地区法律制度较为宽松则容易促成“政企合谋”,新上任官员和企业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非但不会降低该地区污染排放,还可能加重当地生态环境污染,因此只有同时满足人事有变更和制度环境严格才会是降低该地区环境污染的一剂良药。
综上,在省级及城市级研究层面上,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人事变更、制度环境、地理位置及与周边区域的联系程度等对地区环境污染均有一定的影响。外资引入与环境污染有一定的紧密联系,但在不同区域受FDI空间分布特征等因素影响,技术效应使得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有改善作用但也可能会导致污染转移。受污染指标选取、样本量选取等影响在经济与环境污染关系这一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
1.3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目前,就贸易与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文献中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观点:“贸易消极派”的观点是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负面的,南北国家在贸易往来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承受发达国家变相转移至国内的污染,这将直接导致环境的恶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短期内生态环境有所牺牲,所以在短期内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就长期而言,由于贸易自由化促进国家或区域间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作用表现反而会对环境改善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的发展需要生态资源的供给,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会约束贸易的发展,因此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是相互的。Grossman和Krueger(1992)研究了SO2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污染物的排放随着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先增后减的趋势,并提出环境库兹涅茨*线。
Grossman和Krueger(1992)通过建立南北贸易解释框架研究发现,贸易对环境污染主要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认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经济产出规模增大,促进一国为了追求贸易的经济效益加大对环境的破坏及由加大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规模效应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促进一国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改善环境污染,这就是贸易规模效应带来对环境的负面和正面影响。其中结构效应指的是贸易导致的一国由要素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不同导致一国只生产比较优势产品,同时这也会导致另一国由价格竞争而放松环境规制标准,出现“向底部竞争”的状态,所以结构效应的正负无法判定;技术效应指的是贸易会导致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流向东道国,由于技术溢出效应和东道国的学习效应促进东道国因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污染排放降低,环境得到改善。Grossman和Krueger(1992)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效应分解是现如今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贸易与环境污染主题的主要参考解释框架。杨恺钧等(2017)在利用金砖国家十年面板数据进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中发现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N形*线关系,在总体趋势上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金砖国家环境污染加重。谷祖莎(2003)通过研究发现,贸易与环境之所以是冲突关系,是因为环境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于经济发展而造成的环境破坏是由环境成本外部化造成了产品价格的扭曲和市场失灵,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该矛盾的重要方法。
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而这一主题研究的生命力不仅反映了生态环境状况急需得到改善的普遍诉求,还在于在经济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今天,人们对生活环境原始追求的需求不断增加,即对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的更加向往,希望经济和环境实现双重发展,所以绿色发展这一观点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随之产生。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最早提出“绿色发展”,指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能力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苏日古嘎,2018;陈思,2018)。农业部门绿色增长的重点在于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改进化肥施用方式和畜禽养殖模式等;工业部门的绿色增长潜力体现在重点行业的过剩产能控制和节能减排,进行技术改造和工业结构调整;消费部门的绿色增长需要采取措施激励政府采购、交通、建筑的绿色化;贸易部门加快进出口结构绿色调整(俞海等,2015)。
现阶段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寻求、贸易影响环境的途径、贸易对地区间污染转移影响等方面。*先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目前通过已有文献中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两点:“贸易消极派”的观点是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消极的。Chichilnisky等(1994)通过建立南北贸易解释框架,在假设南北国家拥有同样的禀赋资源、同样生产技术并独立生产同质、同价产品的前提下,研究南北国家私人所有权的归属在贸易对环境影响效应中的作用,并得出在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中收取环境税并不是一个有效保护环境的政策,而明晰环境资源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才是制定有效环境政策的关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短期内生态环境有所牺牲,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但就长期而言,由于贸易自由化促进国家或区域间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作用反而会对环境改善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国及全球经济发展,贸易量增加,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政府部门和国家组织发布的更高标准的环境规制,各类型产业集聚等对空气、水、土壤等污染情况。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碳排放急剧增加、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使全人类加大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加快生产消费绿色化进程关注,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行为引起了国内污染向国外转移,并且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崛起,接受传统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污染,各类污染逐渐由发达国家扩散至全球各地,全球污染速度加快。其中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
目录
前言
第1章贸易与环境的关系1
1.1关于贸易发展的研究1
1.2关于环境污染的研究2
1.3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3
第2章关于绿色贸易的理解17
2.1绿色发展与贸易17
2.2绿色贸易的定义19
2.3绿色贸易壁垒21
第3章国际贸易规则中的相关绿色条款30
3.1双边、多边贸易规则中与绿色贸易相关的条款和要求30
3.2中国签署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协议39
3.3双边、多边贸易规则中的绿色条款特征分析41
第4章“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发展及生态环境现状44
4.1“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发展现状44
4.2“一带一路”国家生态环境概况98
4.3“一带一路”国家环境规制111
第5章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及环境影响150
5.1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量及其环境影响分析150
5.2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贸易综合评估184
第6章对策方案207
6.1宏观层面:确定“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原则207
6.2中观层面:打造“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213
6.3微观层面:提高“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绿色产品占比218
参考文献226
后记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