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识改革1979—1983
1979，喜色共春回
1979年9月7日，日本人佐藤益美很高兴，有一件在他心里记挂了5年的事终于有了结果。
58岁的佐藤益美是日本大分市长。大分市位于九州岛，面向濑户内海，有着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佐藤益美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件事，他想让大分市和武汉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
1931年，当时只有10岁的佐藤益美还在上小学三年级，他在课堂上第一次听说了武汉这座城市。老师告诉佐藤和他的同学，武汉由“武汉三镇”组成，与上海一样，武汉也是中国*优秀的城市之一。1927年，国民政府才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定名“武汉”，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一名一生从未踏足中国的日本小学老师，保持着高度的国际视野，并把武汉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佐藤的心里。
20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炼钢要“赶速度”，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在1974年，武钢与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签订了合约，决定引进当时日本*先进的“一米七轧机”项目，其中部分项目的建设由坐落在大分市的新日铁大分制铁所承担。
自己的城市终于和武汉有了些许联系，缔结国际友好城市的想法开始在佐藤心中成形。为了让自己的想法更有机会实现，他专门跑去找了同属日本社会党的同僚、当时代表大分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大分市隶属于大分县行政区划下。担任众议员的村山富市村山富市于1994年6月至1996年1月担任日本首相。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村山谈话”，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反省和歉意。日本社会党1996年4月更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商量过多次，村山也非常支持这个提议。
借着钢铁项目的合作，佐藤市长多次托人向武汉方面提出两市结好的倡议，并且在亲自到访武汉时递交了倡议文书。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即使收到了倡议文书，武汉当时也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回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逐步回到正轨。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双方迈出的又一大步。之前搁置了许久的结好提议，现在有机会重新拿出来讨论。没过几个月，中国政府批准了三对中日国际友好城市，分别是：青岛市和下关市、桂林市和熊本市、武汉市和大分市。
旧日的风尘还在脸上没有来得及擦拭干净，中国就一刻不耽搁地开始了下一段旅程。1979年9月5日，刘惠农率团飞赴大分市。两天后，刘惠农和佐藤益美共同签署了武汉、大分两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的协议书，大分市成为武汉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
一个多月后，10月31日，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的协议，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后双方建立的第一对友好省州关系。俄亥俄州州长罗斯带着50多名企业家携项目来到湖北，其中就有派克密封件公司的老板。1981年12月6日，总投资99万美元的湖北派克密封件厂落地武昌，破土动工，一年多后投产。这是湖北省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不到一年，湖北，乃至中国，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
这一年的2月19日，湖北省沔阳县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设立仙桃市。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的标题为《沔阳县抓紧把“穷过渡”大队恢复为生产队核算安定人心促进生产》。标题很直观，高度概括了这篇新闻稿的内容。
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提出后，逐步形成了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结构中，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结算单位的制度。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激进的政治运动，极左派提出，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没能跟上的前提下，也要将基本结算单位，由生产队“穷精神过渡”到大队，这就是所谓的“穷过渡”。实际上，生产大队之下，每个生产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有“穷队”，有“富队”，“穷过渡”一刀切地以三级结构里居中的生产大队作为结算单位，在大队内部的各生产队中造成了“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
根据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截止1977年年底，沔阳县实际“过渡”为生产大队核算的生产队有195个。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沔阳县终于将126个生产大队恢复为生产队核算。2月份正赶在春播之前，群众和干部“心情舒畅，集体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
刚好两个月后，4月20日，沔阳县又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个县级行政单位连续两个月登上“寸版寸金”的《人民日报》，显然背后有更深的含义。在这篇副标题为《沔阳农村见闻》的手记里，记者描述“社员出勤率高，农活进度快，肥料积得多”，很多近十年耍赖不出工的队员主动向队长要活做。
事实上，在1979年的《人民日报》里，到处都彰显着“反左”“纠偏”的决心。学界积极论述国民经济方针，各级领导班子认真学习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基层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沔阳县抢着干活的生产队队员们这时还不知道，在一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户居民偷偷签下了“生死契约”，一种全新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国悄悄生根。从1979年秋天开始，湖北农村大部分推行了定额计酬制度，同时，也有少数生产队开始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包工包产到作业组、联产计酬。
1980年春，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对“联产到组”还心存疑虑的时候，临近省份四川、安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传到了湖北，省内的部分边远山区和少数贫困队也大胆地推行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农村春色渐显，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早就摆上了政策制定者的会议桌。税制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税制改革的问题，成了亟须解决的重点。1979年初，财政部下属的税务总局提出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设想。5月，国家经委国家经委于2003年撤销，其职能分别整合到新设立的国资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圈定湖北光化县光化县，旧县名，1983年撤光化县建制，老河口市、光化县组建成新的老河口市。、广西柳州市、四川省的部分国营企业，以及上海的三家国营企业为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实行利改税制。
这是一次考究的选取。从行政级别来看，试点中含有县、地级市、省、直辖市，包含了我国各级别、种类的行政区划单位；从地理位置来看，内陆、边境地区、西南部、沿海全覆盖。通过试点的143家“利改税”企业，国家急迫地想要摸清新型税制可能对全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年之后，成绩单交了上来。1980年同1979年相比，这些试点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9.3%、利润增长了23.7%，上缴财政收入增长15.9%，企业留利增长了59.2%。改革迅速收获了成效，坚定了决策者的决心。1980年第4季度起，“利改税”试点初步扩大。1981年，试点企业的经营表现依然亮眼：与前一年相比，销售收入增长了12.4%，利润增长了9.7%，上缴财政收入增长了5.4%，企业留利增长了11.9%。于是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尝试，是比“摸着石头过河”更为小心的试验，岸边的决策者面对时代大潮，只能一次次伸脚试探水的寒凉、深浅，才敢站在河里，去摸下一块石头。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错过了太多发展的时机，已经不舍得因为冒进而再次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要扎实，每一步都要向前行。
1983年春，湖北省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国营企业中普遍推行“利改税”，新的制度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