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五百年:粮油故道》:
第一节 粮油故道的诞生
晋蒙粮油故道,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官道驿站,更有异于今日之高速公路有一个总体规划,科学部署,计某日始建、某日竣工,然后开始一条路的使命。晋蒙粮油故道,更像苏氏之谓文,起于其不得不起,而终于其不得不终,顺势而成,时迁则逝,当其为路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
我们稽核史实,探访究竟,终于从历史芜杂的册页里发现并描摹出这一条路,并为之命名“晋蒙粮油故道”。从某种角度,或许可以说,当他被命名时,他才真正诞生。而这个诞生,是为了纪念他的过去,为了更好地体贴那条路上先辈的筚路蓝缕和商家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关键词:商路 寻绎 史据
对于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某一类现象,在前人尚未命名的情况下给其取名,必须要有充足的史料依据,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可信度。根据对商道所涉及地区部分地方史志的初步查阅,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兹举其要。
1.乾隆朝编成的《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卷记载:本地“人多土瘠,虽丰岁亦不赡,一邑之食多藉外来商贩自延、榆、归化等处木筏装载,由黄河而下至永宁之碛口,复陆运经宁乡至孝,商贩多止孝义,汾、介又自孝义买去,故岁藉补给,又获商人之利焉”。这就是说,孝义人多地贫,粮食要从外购入。路线是从延安、榆林、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处装筏,经黄河运至永宁(今山西临县)碛口,然后转陆运,由碛口经宁乡(今山西中阳县一带)至孝义,再到汾、介(山西中部汾阳、介休)。这条史料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乾隆年间连接今天内蒙古与山西中部的一条水陆相接的商路已经存在。
2.光绪朝《山西通志》卷七一“盐法略下”记载:吉兰泰盐于乾隆“五十一年准水陆并运,其水运者,至临县之碛口起岸,以下查禁”。吉兰泰盐产于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境内,其运输路线是先由骆驼驮到磴口,再装船沿黄河运到山西碛口,之后由商贩贩运行销于“引地”(政府规定的销售区域)。这条史料又将商路大大向上延伸,水路上溯到内蒙古西部的磴口(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苏木,即旧磴口),陆路扩展到比磴口更靠西的吉兰泰盐池。
3.同治朝《河曲县志》记载:“河曲地界蒙古,民间皆食蒙古盐,河东池盐不能到也。县距托克托城之河口村计程二百九十里,向因土盐不敷,兼食蒙盐。自蒙盐水陆并运以来,民间多食蒙盐”,“河曲土不产稻……稻自甘肃宁夏舟运而来”。道光年间,河曲籍进士黄宅中(1796—1863)在《今黄河原委说》一文中写道:“边外沙漠之地平衍无际,溉以黄河之水便成腴田。惟河西草地,例不准汉人开垦。利之所在,民尽趋之,边民私向蒙古人佃耕者,多致富饶……乡人耕商于边外者络绎不绝。宁夏之粳稻,口外之麦粟,造船编筏,顺流而下,河曲先食其利,而后波及于汾平诸郡。”这两条史料既印证了蒙盐(主要指吉盐)内运、分销晋西北这一史实,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内蒙古平原的开垦,口外粮食经黄河水路输入山西,不仅河曲率先得食,而且惠及遥远的晋中汾州府及晋南平阳府,晋蒙黄河水路从磴口还可上溯至当时甘肃所属之“宁夏”(今银川一带)。
4.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成的《保德州乡土志》记载:“东关在州城山麓黄河南岸,舟行者上由包头,下达碛口。陆行者,东去直豫,西向陕甘。”“保德州赖有黄河,北由包头,南去河南,输运便通,商务受其利益。”当地“食品不足,取之蒙古,出外谋生半居蒙古部落。商贾全赖河上水运粮油,他物绝少”。这几段记载表明,黄河水道不仅由包头达碛口,而且通河南;作为河路上的一个节点,保德州除了水上商运,还有东去河北、河南,西通陕西、甘肃的陆路商贸,但以“水运粮油”为主。
5.民国年间编成的《绥远通志稿》卷七十“水路”记载:“迄于清初,水路又见恢复,而其始主要运输则在盐而不在粮也”,“自乾隆以还,口外垦殖日广,民殷物阜,出境之油、粮、盐、碱、甘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绥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托属河口为唯一之码头”。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晋蒙两地之水上商运,更道出了商贸货物的品种,即“油、粮、盐、碱、甘草”等,还指出了河口码头的重要性。
6.民国六年(1917)编印的《临县志》记载:“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新修《临县志》写道:“在京包铁路未建之前的170多年间,每日有50余只木船往来于碛口码头,大批粮、油、皮毛、盐碱、药材等杂货,白陕甘绥蒙等地源源运载而来,棉布、绸缎、茶叶、陶瓷、烟酒、火柴、粉条等物品,自太原、汾州等地由陆路驮运至碛口,转销于大西北。”“黄河流经本县110公里……清乾隆至民国年间,陕、甘、绥、蒙等地货物,通过此航线运达碛口,再用牲口驮运到离石、吴城,转运至东路(汾、平、介、孝等县)。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每年从绥远磴口航至碛口的货船不下4000余艘。”这几段话,比较清楚地指明了一条从磴口到碛口再到晋中的水陆商路,而且说出了北路来的主要货物有“粮、油、皮毛、盐碱、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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