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构建创业服务平台生态系统
第一节 政府重视：建设服务平台是国家战略举措
创新创业发展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的紧迫任务。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表示，“支持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改善创业和发展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服务平台在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畅通信息渠道，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基金收益、捐赠等。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50亿元，分5年到位，2012年安排30亿元”“到2015年，支持建立和完善4000个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培育认定50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我国为了应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创新创业。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李克强在浙江考察时强调，“以大众创业培育经济新动力，用万众创新撑起发展新未来” 。为此，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推动创新创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新创业的高潮。《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表明，2016—2017年度，中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0.5，创业型员工比例为1.2，成熟企业拥有比例为7.5，总体创业活跃程度处于G20（20国集团）经济体中间水平。国家鼓励培育壮大企业内部众创空间：通过企业内部资源平台化，积极培育内部创客文化，激发员工创造力；鼓励大中型企业通过投资员工创业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开发创新产品，提升市场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建立健全股权激励机制，突破成长中的管理瓶颈，形成持续的创新动力。众创空间是国家实施“双创”战略的重要举措，各地的众创空间作为国家第一批“双创”示范基地的先行者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第二节 问题严重：服务内容和质量存在较大差距
在“双创”的政策号召下，不同企业纷纷进入创业孵化服务领域，创业孵化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布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18》指出，2017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已达4069家，相比2016年增长了24.8%；众创空间已达5739家，全国孵化器面积达到1.18亿平方米，在孵企业17万家，众创空间面积达到1200万平方米，每年服务41万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
然而，很多创业孵化服务建设仍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2016 年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众创空间发展白皮书》、2017年麦肯锡出品的《中国创新平台的过去与未来》报告发现众创空间存在以下问题：①平均入驻率低，有的仅为30%，真的成了众创“空”间；②运营者专业素质良莠不齐，充当“二房东”、简单“拉郎配”，无力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增值服务；③运营主体缺少创业者所需的关键性资源，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自身的服务能力和盈利模式尚未形成。总之，很多孵化器只是通过政府“输血”度日，自身缺乏持续健康的“造血”功能。为此，2018年9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重点强调要提升支撑平台服务能力，推动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小企业融合的“双创”新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政府习惯于直接配置资源，喜欢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现在，政府的思维方式与政策措施面临重大调整，创业服务平台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急需创新转型。平台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网络效应引爆前的初创期，二是网络效应引爆后的成长期。我国绝大多数创业服务平台都尚处在初创期，面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两难困境：平台未能形成创业服务机构的集聚，使得创业企业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平台集聚的创业企业数量较少；平台集聚的创业企业数量较少，使得创业服务机构无法集聚，导致平台双边市场无法形成，创业生态系统得不到培育。而国家把建设创业服务平台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创业服务平台却缺乏“价值共创”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导致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难以落地、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不佳。各地政府基本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创业服务平台构建缺乏科学界定和系统研究，严重影响到国家政策的真正落地。
第三节 理论滞后：现有研究未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创业服务体系研究。对比初创企业的帮扶效果，发现政府间接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更易产生“杠杆效应”（周海涛和张振刚，2015）；对比不同国家的创新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发现私人或半公共部门相比政府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创新（Freitas and Tunzelmann，2008）；政府主导的服务无法满足创业企业实际需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驱动，提供能解决实际难题的有效服务（Hessels and Parker，2013）；创业服务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主导与混合主导为辅，应增加专业机构在服务提供商的比重，政府逐步淡出服务提供商角色（朱永华和王燕燕，2009）。学者从创业企业融资服务方面提出了集群融资、供应链融资、非正式股权融资等各种可能性（陈晓红等，2008；Wehinger，2012）；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提出了四主体协同创新、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陈晓红和解海涛，2006；李文元和梅强，2009）；林汉川等（2003）提出要立足于改善市场环境，依托社会资本、构建创新网络，减免税等方面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从创业企业服务体系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互相补充、分工协作、相互协调，共同构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组织结构体系（韩国明等，2009；刘志荣，2011）。
（2）创业服务平台研究。宋东升（2013）从政府主导视角提出资源聚合、企业化运行和外部监管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运行机制；张仁寿（2012）认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机制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范思立（2013）提出把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以创业服务平台与网络方式，利用有限的政府资源撬动潜力无限的社会资源，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陆勇（2012）以江苏为例分析了创业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四种模式（需求满足、项目对应、租赁外包和互联网）；潘笑芳（2012）认为，平台要提供组织制度及人才保障，打造丰富产品池。政府应着力推进平台建设的专业化和网络化（易鸣，2009），提高创业服务平台效率（付鲜凤和梅强，2012），创新创业服务模式，打造创业生态系统（周文辉和王昶，2013），美国通过立法与政策等间接方式给创新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平台生态系统研究。平台正成为引领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经济体（Chakravorti and Roson，2004），平台竞争的关键在于其延展性与规模性（徐晋和张祥建，2006），平台战略的构成包括两个条件：双边市场和网络效应（陈威如和余卓轩，2013）。Moore（1993）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概念，创造性地阐述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与企业战略选择；Iansiti和Levien（2004）分析了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角色和战略行为，认为平台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为系统成员提供共享资产，创造价值并分享价值；美国政府在2011年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中提出打造创新与创业生态系统；斯坦福大学谢德荪（2012）认为，地区转型要建立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关键在于建立平台，通过源创新促使金融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互动。
第四节 研究意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亟须理论指导
一、理论价值
本书从界定平台的内涵、类型与要素出发，引入价值共创理论，在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边界前提下，以平台领导者的立场，构建创业服务机构、创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等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创型创业生态系统，通过价值共创形成双边市场和网络效应，实现服务平台的延展性，这是对平台战略、商业生态系统与价值共创理论的融合、扩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现实意义
为了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与扶持政策的执行效率，真正让服务平台成为帮助创业企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条件，着力构建价值共创型服务生态已经成为重要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本书以创业成长为背景，以服务平台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挖掘创业发展瓶颈为需求切入点，以价值共创理论为指导，以“瓶颈突破解决方案”为服务产品创新点，以提升创业能力或创新绩效为己任，发挥政府购买创业服务的杠杆效应与平台的正向网络效应，构建创业服务生态系统，形成创业服务机构与创业企业良性互动的双边市场，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政府职能转型在创业服务领域改革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
第二章 构建什么样的创业服务平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颠覆了传统产业架构，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自从生态系统引入商业领域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两大流派：一是以Moore（1997）为代表的学者，他们侧重于从联盟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就是联盟组织网络，强调传统产业边界的打破、相互依赖关系及共生关系潜力，立足于探索运用参与者个数、网络密度、参与者中心度等指标衡量生态系统进入和开放性问题；二是以Adner和Kapoor（2010）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联盟关系视角难以区分生态系统和网络、平台、双边市场等其他相近概念，他们更倾向于将生态系统视为一种结构，认为生态系统是由多个为了实现价值主张而进行互动的合作者所形成的联盟结构，这一结构以价值主张为基础，由参与者、活动、位置和关系四个要素构成。其中，平台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为系统成员提供共享资产，创造价值并分享价值（Iansiti and Levien，2004）。本章根据Adner的观点，按照生态系统的联盟结构，分别从参与者、活动、位置与关系四个要素界定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创业服务平台生态系统。
创业生态系统是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拓展，在互联网环境下成为价值共创研究的重要视角，继Vargo和Lusch（2004）提出该概念后，学者开始深入相关理论研究（Lusch et al.，2015；McColl-Kennedy et al.，2015）。Vargo（2008）从服务科学视角将价值共创研究从二元关系转向了网络关系，强调服务系统内部和服务系统之间互动，然而，现实中服务交换和价值共创都会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包括供应商和顾客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角色等都会影响其对价值共创的认识和行动（Edvardsson e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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