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粤港澳三地合作与发展是国家改革开放辉煌历程的缩影。从“前店后厂”到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合作日益广泛而深入，区域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生福祉显著提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中心，粤港澳三地合作将进一步展现“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勃勃生机，为推动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背景下，本书将粤港澳合作分为早期市场推动、中期制度推动和新时代深化融合三个阶段，对粤港澳合作的制度变迁与演进进行系统而翔实的梳理，对各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合作措施、合作特征、合作成效进行分析，总结粤港澳合作的成功经验，并展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愿景与使命。 本书适合对粤港澳合作研究与实践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上篇 1978～1997年：市场推动
　　**章 粤港澳合作在改革开放中起步
　　**节 改革开放为粤港澳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粤港澳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中起步与探索，从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近20年间，粤港澳三地开启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合作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取得了卓越的合作成果。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原因和制度障碍，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仅仅维持了有限的贸易联系。1978年后，广东大胆实践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率先创办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积极承接港澳制造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和转口贸易，在对外开放征途中率先开辟出一条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先行探索，提供了鲜活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合作空前发展。
　　一、开启粤港澳合作的优势条件
　　粤港澳经济合作起步探索，与三地毗邻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则是更大的推动力。这种区位优势结合三地的生产成本差异和比较优势，在港澳产业亟须转型、转移与内地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的大形势下，推动了三地的经济合作。
　　（一）区位优势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澳门处于珠江口西岸，与珠海拱北陆路相连，仅隔着一道关闸，沿西江往西北上溯，与西江中下游广阔的经济腹地连接；香港则位于珠江口东岸，同东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一带都存在地域联系；而广东作为地理上与港澳毗邻的开放地区，是内地唯一与港澳水陆相连的省份，比起内地其他地区，更具有接受港澳经济辐射的区位优势。从历史和人文联系上来看，三地居民都使用同一种方言，风俗习惯相近。在内地与港澳的合作中，相邻的地理联系与相近的人文关系使得广东具备了*特的区位优势，能顺利承接港澳的辐射效应与技术创新的传递。
　　（二）资源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
　　*先，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方面，1978年，广东土地面积近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 000万，矿产资源相对丰富，地价与工资水平较低；香港土地面积大约1 00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500万，矿产资源缺乏，工资、地价高；而澳门土地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李媛媛，2003）。这一要素禀赋的先天差异，使得广东在发展土地占用多、资源耗费大、劳动力需求高的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次，在资金、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为港澳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1978年，香港GDP达811亿港元，人均GDP约1.7万港元，本地产品出口总值超400亿港元（当时1港元=0.5元人民币），本地工业对GDP贡献达26%（李媛媛，2003），表明当时的香港已成为一个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导的出口型新兴经济中心；而当时广东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74亿元人民币（《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2014）。相比于香港，广东当时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自给型农业经济。这种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使港澳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三）港澳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
　　对于香港和澳门来说，粤港澳三地合作是其摆脱高昂的制造业成本压力与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的迫切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澳门相继完成了原始积累，产生了按比较成本向周边地区转移生产和技术的急切需求。而周边的东亚各加工区之间，其竞争关系远超过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关系，它们争相降低劳动力价格，并以各种优惠措施争夺外资。在这种形势下，港澳的劳动力成本与地价压力，迫使其制造业必须寻求新的劳动力与生产要素市场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技术、交易与运输费用的下降及世界“精益制造”理念的深入，也为把生产链中某段环节迁移到费用更低的地方创造了可能。与港澳毗邻的广东理所当然地成为港澳产业转移下游区域和后方生产基地。
　　二、改革开放是粤港澳合作市场推动模式的制度基础
　　1978年以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构想。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分别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地方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将出口特区正式更改为经济特区。广东作为内地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前沿阵地，在“先行一步”的政策效应下，率先试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例如，乡镇企业可以同境外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签订各种加工和组装协议等。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与珠海具有毗邻港澳的优势。广东通过与港澳地区的紧密合作，补足自身发展所需的技术、资金缺口，并解决返城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同时，通过粤港澳合作，可以检验先行开放地区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探索改革开放的经验并使其标准化以向内地其他地区推广。
　　（一）“三来一补”的兴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粤港澳三地*先开展了包括建立“三来一补”企业，以“前店后厂”分工合作形式为核心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模式。“三来一补”是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初方式，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这类企业的所有者主体多样化，经营方式以生产合同为主，工厂建设费用少，各级政府均可审批，因此“三来一补”企业设置十分便利，投资少、见效快。这种合作形式不仅降低了港澳在内地的投资风险与合作成本，充分利用了内地剩余劳动力，而且有效打破了内地管理水平低、技术信息落后的困境。“三来一补”成为粤港澳合作**阶段中的主要方式。
　　“三来一补”企业的兴起，推动粤港澳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关系。所谓的“前店后厂”，是指在港澳转移制造业的过程中，被转移过来的工业企业在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主要利用原有的海外贸易窗口优势，承接海外订单，提供主要原材料、核心技术与设备、产品设计及样品，控制产品质量，同时负责开拓国际市场及产品销售，扮演了“店”的角色。广东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及装配，但在销售方面只进行有限的内销与直接出口，产品主要经港澳转口销往国际市场，担负“厂”的角色。1979～1981年是广东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两年共利用外资30 562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港澳资金（特别是港资），而且以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形式引进的资金占当时引进资金的50%以上。“三来一补”企业出口额在1978年仅为116万美元，至1979年上升为1 820万美元，1980年更达到8 772万美元（孟庆顺，1998）。
　　（二）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经过1978～1983年这六年的对外开放，广东上下对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建设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不足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对外经济合作方式。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10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内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由于“三来一补”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设备简陋、技术低、能耗大和污染大的弊端逐步显现。“前店后厂”的模式，产品开发、销售和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港澳投资者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广东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在广州、湛江两个城市列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广东省政府认为广东有工业基础，有科技力量，未来的重点应该放在体制改革和引进外资并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上。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广东加大外贸体制改革力度，采取了以外经促进外贸发展，以外贸增强外经实力的政策，通过“两头在外”“以进养出”等措施，积极拓展外向型经济。广东吸收的外资企业从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逐步向“三资”企业转型。接收外资的方式开始以合资、合作和外商*资经营为主，逐步进入“三资”企业和生产性外向型行业快速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阶段。“三资”企业成为“前店后厂”地域分工方式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并成为粤港澳经济合作新的主要方式。
　　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广东大力发展三资企业，成为**个“吃螃蟹”的省份。其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模式是广东省率先运用的。由外商提供资金，中方提供土地或工厂厂房及设备，由外商经营，到期无偿收回。不但可以创办工厂，也可以创办其他非生产性企业，还有租赁等多种形式。1984年，广东迎来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次高潮，当年签订三资企业合同1 105宗（郑天祥，2001）。与“三来一补”企业相比，“三资”企业可以在外商直接参与经营、共担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外来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的整体引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

目录
上篇 1978～1997年：市场推动
**章 粤港澳合作在改革开放中起步 3
**节 改革开放为粤港澳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3
第二节 粤港澳合作市场推动模式的主要特征 10
第二章 粤港澳合作市场推动模式主要举措 13
**节 创建经济特区 13
第二节 发展“三来一补” 17
第三节 开办“三资”企业 20
第四节 发展“窗口企业” 25
第三章 粤港澳合作市场推动模式的成效 29
**节 促进粤港澳双向投资 29
第二节 促进粤港澳贸易相互依存 34
第三节 促进粤港澳旅游合作 37
第四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 38
中篇 1997～2012年：制度推动
第四章 粤港澳区域合作面临的宏观环境 45
**节 粤港澳区域合作的外部环境 45
第二节 粤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47
第三节 粤港澳合作制度推动阶段的进一步划分 49
第四节 粤港澳合作制度建设的意义 53
第五章 粤港澳合作制度推动的主要措施 56
**节 粤港澳合作的协调机制：粤港澳合作联席会议 56
第二节 粤港澳合作政策框架：CEPA及其补充协定 66
第三节 粤港澳合作政府间协议 83
第六章 粤港澳合作制度推动特征和成效 90
**节 口岸建设 90
第二节 实现合作共赢，提升三地国际竞争力 92
第三节 粤港澳区域开放型经济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93
第四节 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并形成网络联系的城市群 94
第五节 探索“一国两制”下的合作制度安排 96
下篇 2012～2022年：深化融合
第七章 粤港澳合作进入新时代 101
**节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内外环境 101
第二节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主要矛盾 109
第三节 新时代深化粤港澳合作的意义 113
第八章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新举措 117
**节 粤港澳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117
第二节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园）区与粤港澳合作 127
第三节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31
第九章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特征、成效与愿景 138
**节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主要特征 138
第二节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主要成效 149
第三节 新时代粤港澳合作的战略愿景 158
参考文献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