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绿色发展就是要构建科技和文化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勤俭节约、低碳环保、文明健康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公平”的社会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关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等诸多方面，需要厘清其中涉及的各种概念和关系。
1.1 基本概念与文献梳理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十分强调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抠概念”，厘清概念是我们进行事物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基础；梳理文献则是期望站在巨人的肩上，能够看得更加远一些。很显然，概念总是寓于文献之中，厘清概念离不开文献，梳理文献也不能不用概念。因而，可以在厘清相关概念的过程中梳理文献。
1.1.1 公平
公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古至今，关于公平、平等有不同的理解。孔子、孟子认为公平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权利平等而产生的和谐，因为世人往往“不患寡而患不均”。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①“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②亚里士多德还将公平理解为调解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在理想政体（模范政体）中应该有怎样的财产制度？财产应该全部归公抑或应该分属每一公民”③。财产的平均分配有助于国内的安宁。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平等的应当平等对待（公民之间），不平等的应当不平等对待（公民与奴隶之间）。
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胡果 格劳修斯提出“自然法”，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之后，从狄德罗一直到卢梭，基本上强调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重要内容就是平等。正如卢梭所认为的那样，平等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的平等，而是尽量缩小贫富差别，实现法律上的平等。
俞可平教授详细地对平等进行了分类，“人格平等和权利平等属于政治平等的范畴，这是最基本的平等。但人类除了政治生活外，还有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这就需要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经济平等主要体现为人们拥有同等的资源和同等的福利，即‘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 ）和‘福利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 而社会平等则主要体现为‘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和‘种族平等’（racial equality）”。俞可平教授还指出：“现代的平等应当是人们拥有‘社会基本品’的平等。这是一种综合的平等，既包括传统的基于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政治平等，也包括基本资源和福利的经济平等，还包括重要机会和基本能力的社会平等。”
俞可平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平等是一个状态和结果的概念，那么公平则是一个程序和过程概念。”公平“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完全适用于一切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利的分配。公平就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分配公共权利和社会资源，并且根据相同的原则处理事情和进行评价”。
1.1.2 公平与效率
“现在这个世纪以生产财富能力的巨大增加为特征。”巨大的生产财富的能力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体现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使社会从整体上成为一个“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语），人们期望迅速的经济增长能够给自己带来丰裕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无数次的失望，无数次的发明和无数次的创造既没有减轻最需要休息的那些人的劳累，又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工业革命在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分配差距。
工业革命及其所产生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们大量攫取、消耗自然资源的可能，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似乎无穷的情况下，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形成了追求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效率”观念，并产生了不断进步的追求“效率”的手段。这种观念和手段的发展实际上造成了工业社会普遍的分配不公平。经济学由16—19世纪初的发展论到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的价值论、分配论的发展，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日益突出的公平问题。“效率”和“公平”似乎成了此消彼长的一对命题。那么，“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效率”和“公平”成了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政府的经济政策似乎主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的拿捏是体现政府政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正是生产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更进一步加大了分配上的事实上的差距，出现了如阿瑟 奥肯把公平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把公平视为收入的均等化的思想。但是阿瑟 奥肯提醒人们，强力推行收入平等，其代价要远远高于实现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平等，因为“要追求收入平等，社会必须放弃用物质奖励作刺激生产的手段”。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类似的看法，“所有公民之间财产的平均分配固然有助于国内安宁，但就在这一方面而论，利益也未必最大”。
从历史上看，社会发展的技术水平并不是促进公平的动力，反而是促进不平等的动力，正如亨利 乔治所指出的那样，“凡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些人口最稠密、财富最庞大、生产和交换的机器最发达—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赋闲”③。历史上，不同时期暴发的农民起义④、工人起义基本是以追求“公平”为口号。正因为“真正公平的起跑线根本就不存在”⑤，所以，公平是数千年来人类的一种愿望，一种价值观。
1.1.3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分配的不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赫尔曼 E. 戴利强调了这一点。只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只能使为了经济发展而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在自然界限的范围之内，并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目标，还只能导向基于规模的可持续发展。当今兴起的第三次绿色浪潮的价值导向之一是基于规模导向的强可持续，强调地球生态系统存在极限，经济增长必须控制在地球极限或者关键自然资源的边界之内，希望通过规模总量的限制迫使经济系统朝更具效率和革新的方向发展。基于规模导向的强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强调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受到自然边界的限制，应当从追求物质资本的扩展转向追求人类福利的发展，但在实践中，区域之间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利益与观点分歧：发达国家回避自己的过度消费问题，要求以生态规模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严厉批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导致生态问题突破地球承载力，但同时不希望以地球承载力问题约束自己的经济增长。这表明，“人与自然和谐”是一个根本性前提，但仅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是远远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社会发展历史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提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正是当今人们采用“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的态度来“支配”自然，为着“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逐渐的重复”采用现存的生产方式并不断“积累”，才形成了当今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了到晚近的研究尚未充分认识的问题，即造成生态问题的社会原因。当然，恩格斯也曾告诉人们，要预见自己的生产行为对自然方面的影响相对容易，而要预见生产行为对社会方面的影响要比前者困难得多。
第一次绿色浪潮及其以前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其环境观念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忽视了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绿色浪潮，提出了基于弱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思想，认为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之和是非减的发展，或者说只要经济增长的效果能够抵消资源环境退化的结果，发展就是可持续的。弱可持续发展思想主张所采用的思路自然是从末端治理进入生产过程来解决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绿色化改进，其核心在于谋求资源环境生产效率的提高。
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经济增长造成的生态危害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要求改弱可持续思路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之和的非减发展为环境非下降的发展，开始强调在地球和自然的极限之内发展经济；并提出了包含自然资本在内的新的生产函数，提高人造资本的生产率，把投资转向维护和扩大自然资本，并通过教育、学习等途径增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人力资本，形成了强可持续的第三次绿色浪潮。第三次绿色浪潮中两种主要的价值导向之一是基于公平导向的强可持续，强调社会系统的公平是遏制生态压力扩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期望在兼顾环境与平等的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和人类发展，希望通过实现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来扩大绿色就业、打破贸易壁垒、推动技术扩散、消除贫困人口，实现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此缓解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冲突和矛盾。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特别是基于公平导向的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倡导确立“深绿色”观念，重视探究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强调重拾信心，弘扬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积极态度，同时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
基于公平导向的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在地球承载力范围内实现经济增长，并要保证每个人具有公平地享受自然资本的权利，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相关权利。在“里约+20”峰会上，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并且认为绿色经济应当首先是具有包容性的绿色经济。这些认识开始较多地关注生态问题在社会方面的影响，关注生态公平，是对于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1.1.4 公平导向
罗尔斯《正义论》区分了“形式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思想提供的是“起点的公平”或“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公平”或“事实上的平等”。起点的公平并不一定会导致结果的公平，因为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况且，机会的均等也不一定是导向结果的公平。国家、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资源环境的不公平；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又拉大了这种差异；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差异进一步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许多专家估计，人类现在已经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满足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们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正因为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不平等，导向公平就成为必要。“人类不可以制止下雨，但可以制造雨伞”，社会力求改善不公平。公平导向就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强调起点的公平，并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导向于结果的公平。
公平导向导向哪里？现实的选择是什么？关于这种道路选择的理论主要有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保罗 霍肯（Paul Hawken ）等主张以生态资本主义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约翰 贝拉米 福斯特等则主张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应对生态危机。
1.1.5 生态资本主义
生态资本主义被认为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建设性的现实战略选择，看重传统经济生产和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事实并主张改善这种状况，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也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和生态道德方面的追问与批评。
保罗 霍肯等的《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集中体现了生态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无论是生态市场主义还是生态凯恩斯主义，都基于将生态问题商品化、资本化的基本思路。
生态市场主义尽管承认政府干预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主张政府只能在“产品价格考虑全部成本”、“外部成本内部化”和“为污染行为定价”三个初始环节进行干预，而后的一切应当交给市场；而生态凯恩斯主义则认为仅仅满足于上述三个初始环节的干预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都进行必要的干预。萨拉 萨卡对生态市场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都给予了深刻的批评，认为生态市场主义建立在个体私利的基础上，缺乏全人类的整体性的眼光，以为对局部正确的做法，对整体也必定正确，产生“合成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