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国所主导的，且运作较为成功的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包含了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四个湄公河（澜沧江）沿线国家。自2011年12月起，四个国家开始在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其目标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保障贸易道路顺畅、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这也是四个国家联合为地区安全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整个区域都可以从中获益。①在巡航过程中，四国执法部门还联合开展了三届“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扫毒行动，其目标是提高湄公河流域的禁毒执法能力、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缉查、追捕重要涉毒逃犯、严厉打击“金三角”地区制造毒品活动。为此，四国执法部门协同开展了设卡检查、清查重点涉毒村落、水上巡逻、情报搜集、联合抓捕犯罪嫌疑人等行动。“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是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合作形式，得到了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②
在此基础上，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其合作内容主要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人文三个领域。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区域内跨境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①同联合巡航相比，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所涉及的安全领域更加宽泛，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等传统安全内容，以及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灾害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因而更加符合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实际需求。这是因为除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等问题之外，湄公河流域国家还面临诸多安全挑战。例如，水资源问题是制约中国同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在修建水利设施和水产养殖等方面缺乏事先沟通，出现问题之后再急于补救。湄公河沿岸国家在同中国进行跨界水合作时也往往抱有疑虑，特别是反对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湄公河沿岸国家彼此之间在涉及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问题时，也通常将本国利益凌驾于沿岸国家的共同利益之上，从而引发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在能源方面，中缅石油管道的建设还受到缅甸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影响。尽管缅甸进行了大选并成立了民选政府，但缅甸军方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而其国内政治、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矛盾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特别是在缅北地区，尽管缅甸中央政府同“民地武”达成协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矛盾。一旦缅甸中央政府同“民地武”爆发冲突，途经缅北地区的中缅石油管线必然受到威胁。
正是安全问题制约了中国同湄公河沿岸国家之间的合作。虽然中国同湄公河沿岸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在近年来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跨境安全问题制约了各方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导致各方始终无法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也使各方对深入合作抱有诸多顾虑。在围绕湄公河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上，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缺乏安全互信，制约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开展。中国担心湄公河沿岸国家制约本国的水资源开发，而湄公河沿岸国家也担心中国利用上游优势控制下游水量，从而影响本国的农、渔等产业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研究已经指出，在围绕跨界河流问题上，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便是国家经常依赖于双边而非多边协议来进行水资源治理，这同水资源专业人士所倡导的一体化的河流治理模式相矛盾，而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则在于协定往往是国家利益、交易成本和权力分配的产品。①具体而言，有两个因素阻碍了国家间的多边水资源合作：第一，在多边河流治理中，交易成本是合作的重大障碍；第二，上下游国家之间的权利不平衡影响了国家对于双边或多边协议的选择。当上游国家拥有明显的优势时，该国更有可能将这种优势转变成双边协议，而当上下游国家间的权利分配基本上平衡时，国家间则更倾向于签署多边协议。同时，还有一个因素会推动国家间多边协议的产生，即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可以增加国家间的合作。②总体上看，由于国家利益、交易成本和权利分配不平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河流治理问题上出现得更加频繁的是双边条约或协定。由于一个河流往往流经多个国家，这就导致该河流的治理往往出现诸多相互重叠甚至是矛盾的双边协定，从而形成了围绕该河流治理的碎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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