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8世纪中叶的工业技术革命，带动了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标志着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至此，人类社会发明了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自然环境恶化，人类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的粗放式发展在带来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极大危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20世纪中后期，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荒漠化、海洋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等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频频发生，已成为世界各国无可争议的严峻现实，也成为21世纪乃至将来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挑战。如若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人类将付出的不仅仅是高昂的经济、环境代价，更是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因此，寻求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已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绿色增长作为一种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又防止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全新增长方式应运而生，其探索与发展过程如图1.1所示。绿色增长既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又关注改变消费与生产方式，改善社会福利和改善人类健康状况，提高就业率并解决相关资源的配置问题。
绿色增长方式完全符合“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环保”的和谐理念，并逐渐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认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世界银行（World Bank，WB）等国际组织先后发起绿色增长倡议和宣言。国家层面上，韩国率先颁布《绿色增长基本法》以促进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的发展，并将其视为国家的第一优先课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实施机构，以推进绿色增长战略的具体落实（Mathew，2012）；英国相继颁布了《英国低碳过渡计划：国家气候与能源战略》和《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德国则强调将发展生态工业作为实施绿色增长的重点，致力于将数字化技术，尤其是把新能源接入、信息网络、工业4.0、城市智能交通和智能电网等作为主要驱动力量来发展绿色科技产业（Jnicke，2012）；201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新经济增长战略》，强调通过绿色增长实现低碳社会，2012年，《绿色增长战略》作为日本推出的《日本再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被公布，其目的是广泛培育蓄电池、环保汽车、海上风能发电三个核心环保产业（Jones and Yoo，2011）；《绿色意大利2017》报告显示，2011~2017年，投资绿色技术的公司数占比约达27%，绿色经济为意大利创造了近2 600亿欧元的经济值，并提供了约13%的绿色就业岗位；丹麦建立的“零碳”绿色增长模式，使它成为全球*成功的能源供应和安全实验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先后在绿色增长框架下提出了各自的目标、战略和政策。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绿色增长实践的顺利开展（Jamet，2012）。
图1.1 绿色增长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在世界范围内进步显著。2010 年，中国已经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8 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呈逐年上升趋势，2014~2018 年的年均增长率稳定于 7%左右。1978~2012 年，GDP年均增长率达9.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8%的年均增速。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技术水平低下，长期以来我国资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强度高。居高不下的能源消耗，一度造成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油荒、煤荒、电荒与气荒。可见，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且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安全问题、减排问题等都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脱离当前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落后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急切需要与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性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促进绿色增长战略在国家范围内的推行，并开始建设“生态工业园”“循环经济”“低碳城市”试点和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2015年5月，经过李克强总理的签批，国务院印发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其中明确指出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健全绿色制造体系，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十三五”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生态环境部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GGGI）联合发布“十三五”中国绿色增长路线图，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绿色增长决策提供参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指出我国要建立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上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出台，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走绿色增长道路的决心，同时也将中国绿色增长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世界各国在推进绿色增长实践的长期探索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国内外很多学者也尝试从环境科学、经济学、规划学、能源工程、生态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角度对绿色增长的实践、影响因素、测度与评价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绿色增长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尤其对于中国而言，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均起步较晚，相关研究还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推动绿色增长的需求。因此，对于正在进行社会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绿色增长模型和方法体系，寻求可行的绿色增长实现路径，对中国绿色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行科学指导，具有显著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本书将研究焦点落在中国绿色增长的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国际典型绿色增长实践的特点与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实践经验？影响中国绿色增长实践的重要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作用的？中国绿色增长实践的效果如何？如何衡量？中国实现绿色增长的可行路径有哪些？如何保障可行路径顺利实现？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书通过对绿色增长整体研究进展的梳理，比较分析绿色增长的*佳实践案例，找出影响中国绿色增长实践的重要因素，并对中国绿色增长绩效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在构建绿色增长程度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度与评价中国绿色增长程度，结合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绿色增长的可行路径进行动态仿真分析，从而为推动中国绿色增长战略顺利开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第2章 绿色增长缘起与理论基础
本章将在对绿色增长的缘起以及不同增长方式差异性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界定绿色增长概念，明确绿色增长的主要特征，并提出绿色增长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绿色增长的缘起与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荒漠化、海洋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等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频发，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会带来惨痛的环境代价，寻求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已刻不容缓。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环境保护”时代的到来。同年，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之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等理论相继产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规范的转变。21世纪初，绿色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的增长方式应运而生，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又能防止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目标与要求，该方式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基于上述认识，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各国际组织纷纷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与行动方案推进绿色增长战略的实践，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绿色新政”竞争浪潮。
ESCAP、OECD、UNEP、WB等国际组织先后发起绿色增长倡议和宣言。2005年，ESCAP第五届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随后，韩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纷纷制定了有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针。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中国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促进绿色增长战略在国家范围内推行。2012年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更是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应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表明了中国政府走绿色增长道路的决心。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绿色专题会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正由灰色、黑色的增长转向绿色增长，也是一种清洁、低碳、低耗的可持续增长”（吕晓菲，2015）。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将“绿色化”融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中，并称“五化”，表明政府已将生态文明摆在关键位置。2016年由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高校等自发成立的北京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促进会，提倡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增长，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2.2 与其他经济增长方式的对比
绿色增长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经济形态有着相似的形成背景，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合之处。
2.2.1 生态经济
20世纪50年代，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发达国家付出惨痛的资源环境代价，同时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日趋激烈，人类逐渐认识到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的重要性，生态经济学由此产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出版的《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主题会议，将“环境经济”（即生态经济）确定为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主题。由此，生态经济学作为一种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开始被世人所关注。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耗方式，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经济腾飞和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杨运星，2011）。
生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利用在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再生产过程中，后代人对自然资源拥有同等的享用权和生存权，当代人不应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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