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议程:现状、困境和未来挑战*
Giovanni Dosi
郭楚晗 译 许又丹 校
摘要(译者加):多西(Dosi)教授对演化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的研究状况、困境及挑战进行了回顾。其中,既有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弊病的痛陈,也不乏对主流经济研究中演化范式失语的慨叹与无奈。本文*先介绍了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基础概念,包括复杂性概念和演化的关键性质。其次,讨论了演化理论从技术到公司到市场再到产业的整体研究现状。多西教授认为能否在不同的尺度上对广泛的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是对经济学范式的评判标准之一。基于此,演化范式精确地解决了多主体系统的内生性变化特性,弥补了主流范式在其核心构建模块(理性经济人假设、均衡分析法等)解释上的失败,将异质性的微观主体行为与显著的宏观层面现象联系起来。*后,从技术变革、价格理论、经济与环境的协同演化、现实的宏观问题处理四个方面对演化经济学的未来议程进行了展望,提出经济学研究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而非拘泥于“简单形式”的建模活动的批判性呼吁。
关键词:演化;演化经济学;现状;挑战
中图分类号:F091
一、导语
首先,是否存在“演化范式”?如果有,它是什么?我相信演化范式是确实存在的,即使现在许多援引它的学者似乎已经忘记了它是什么。
先来解释演化经济学基础的范式,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下文(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Dosi and Roventini,2019;Dosi and Virgillito,2021;Dosi,2023)。简而言之,在这个范式中,经济系统被诠释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大量的技术—经济现象被理解为涌现属性,异质主体之间远非均衡互动的结果,以内生偏好为特征,通常是“有限理性”,但总是能够在学习中不断适应这个运行变化的世界,同时,在动态学习过程中不断创新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
我在这里使用了“复杂性”这个*简单的概念,它至少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的行为体组成的,正如科曼(Kirman,2016)引用的西蒙(Simon,1962)的观点:“粗略地说,我所说的复杂系统是指由大量以非简单方式相互作用的部分所组成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不是在终极形而上学意义上而是在重要的实用主义意义上的。考虑到各部分的属性和它们相互作用的规律,推断整体的属性并不是一件小事。”(Simon,1962:468)
的确,“整体的属性”通常是涌现属性。涌现属性一方面源自多个主体之间局部互动所产生的集体属性,但又不能简单归因于任何单一主体的意向性或它们的集合(更多可参见Prigogine and Nicolis,1977;Lane,1993;Camazine et al.,2001)。请注意,虽然复杂性和涌现性并不能完全阻止对任何系统运动规律的可能的探索,但它们确实排除了当代理论所熟悉的任何动力学解释的“前向同构化”。所有这一切都涉及一些关键的性质。
第一,如果实体真的在演化,那么新的元素、新的子实体、新的形态必然会在演化的过程中出现。生物生态学就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例子:*先是生命的出现,然后是细胞生物,再到哺乳动物,这一系列演化过程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唯*不变的可能是实体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环境 回看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技术更替以及新兴组织形式的更迭,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理应也如生物学的演化一样引人注目。然而,经济学家试图将这一切复杂的演化过程简化成恒定不变的“生产函数”方程式。恰恰是这种粗暴的简化直接忽略了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魅力。同样,物理学家也为社会科学或生物学提供了“帮助”——试图将演化过程简化为“温度和能量状态的变化”。
第二,演化是一个在多尺度上发生的现象。这是生物演化的一个基本属性(Gould,1980)。例如,类群的演化是嵌套的,实际上是与生态、物种、表型、基因的演化耦合在一起的 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演化更是如此,彼此嵌套在不同的制度中——可能以不同的速度各自演化,但同时又与技术和组织的演化耦合在一起。
第三,与生物演化相类似的是,经济系统同样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相互作用通常意味着“涌现”。因此,宏观现象之间不存在同构性。例如,一方面是产业、市场和整个经济的动态;另一方面则是个体的行为。多就意味着不同(Anderson,1972),就比如我们可以把气体的动态简化为“某一个代表性分子”的运动,但很难把一个蜂巢的动态简化为“某一只代表性蜜蜂”的行动轨迹。
第四,复杂性与非线性密切相关,因此存在多种可能的动力路径。历史非常重要。在以知识积累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知识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因此涉及经济学家用他们的行话所说的动态递增收益。用物理学家的话说,它们是“非保守系统”(non-conservative systems)。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将能量“耗散”到外部,而是因为它们从内部“无中生有地创造能量”,这显然违反了物理定律,但却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真实存在的。
请注意,如果演化意味着复杂性和非线性,那么相反的情况就不成立了。当你回家吃饭,你会说:“我要煮一盘意大利面。”这里你是在计划一个高度非线性的活动,其中主要转变过程有面条冷水下锅、意大利面煮熟 但是你不会说:“我要回家演化一盘意大利面。”因为很显然意大利面条、水、火,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与一个多细胞实体的出现、发明蒸汽机、发现DNA等演化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必须反复强调的基本性质是,“演化”并不意味着“渐进主义”(gradualism),如“反革命”(anti-revolutionary)。要知道在生物历史上,即使是每一次均衡之间也穿插着巨大的不连续性,社会经济历史上更是如此。
我的导师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迪克?尼尔森(Dick Nelson)、希德?温特(Sid Winter)以及这本书(Dosi et al.,1988)的许多合著者、编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把创新作为一种演化过程进行分析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尽管有时是偶发之作,建立在某些并不自称为“演化研究”的贡献基础之上。在《复杂进化系统》(The Foundations of Complex Evolving Economies)(Dosi,2023)一书中,我试图把关于演化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和成果整合到对当下经济的分析当中。我在此向读者热情**这部书。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我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当然不是我,错把 “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创新经济学”。实际上,创新经济学只是更深远的经济学范式变革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创新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流派,其早期对主流经济学做出许多“颠覆性”理论贡献的研究者本身也开始逐渐忘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初的“创新经济学”主要指的是“创新的演化分析”,如今它也像“工业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一样,成为经济学的一门子学科。然而人们仍可以像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将主流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缺位归因于“不符合经济学的解释视角”。
总之,经济学不仅与真正的经济史学家(作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对话正在减少,与其他“复杂性科学”的对话也在逐渐缩减,而“创新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个被主流经济学所同化的小众领域,且因为被视为经济学创新见解的来源而在经济学范式革新的过程中备受欢迎。其讽刺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天主教会的特伦特委员会(Trent Council)对宗教改革的回答,用更多的托勒密式的重复(Ptolemaic epicycles)来解释创新活动——披着复杂的计量经济学外衣,来解决相对琐碎的“研究问题”。但实际上只是解决了那些用唾手可得的技术工具就可以处理的表层问题。直到两次宏观经济危机的实际冲击降临,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范式才从根本上被挑战,这个范式的观点是,我们在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且永远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好的一个世界里(除了可能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等状况 )
二、现状:技术、企业、市场和产业动态
(一)技术和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涉及对创新的来源、创新的过程和对微观经济影响的分析。它从*基本的开始,如什么是技术,从解决问题的知识、过程程序、方法、惯例和随之衍生的人工产品等方面展开。综合起来,人们从技术范式 的角度和技术变革的轨迹 ,探索了这类知识的结构和动态。
大部分范式都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区分它们的是多样的创新机会及创新来源;基础知识库的内隐性;创新进步过程中的累积性;创新本身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专属性。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范式映射在不同的创新部门和产业动态中建立启发式的分类法(Dosi,2023)。创新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创新的扩散。因此,了解创新是否扩散、扩散的速度和决定扩散模式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但令人担忧的是,新千年的研究却止步不前(极有可能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下,除了完全巴洛克式的假设,很难将扩散视为一种“均衡”现象 )。
(二)企业的能力基础理论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商业公司由于需要掌握应用新技术、生产和营销新产品、操作新的生产流程,故而成为应用技术进步的中心场所。现代企业在时时动态的、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运作。技术进步是造成永久不确定性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任何严格的奈特不确定性意义(Knightian sense)上,排除了任何关于企业的代理理论(agency-theoretic theory)。
企业能力理论(capability-based theory)由此产生。它将企业视为解决问题的实体,其特征是不同的内部知识和权力分配以及劳动分工模式,并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做什么”以及“做得如何”。*特的组织能力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能持续地在诸如营利能力、增长、生存概率等方面塑造个体企业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与广义的西蒙式对复杂演化环境下代理人行为的一般性解释(Simonesque general interpretation)联系在一起,就惯例、启发式和更高级的规则而言,往往会改变前者。
最近,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knowledge-based theories of the firm)遇到了另一个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组织维度,也就是权力(Dosi and Marengo,2015;Dosi et al.,2020a,2021):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涉及组织内部的知识和权力分配及其对绩效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三)建模学习的进展
经济学演化理论相关的建模工作也取得了进展,解决了正不断出现的学习、创新和扩散的动态问题。
第一种模型集合根植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开创性贡献。该模型试图掌握认知的程序性方面以及组织活动和学习过程的本质。许多模型将“认知”结构化,把记忆能力、适应性和学习过程在所谓的“NK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另一部分模型则建立在“分类器系统”(classifier system)的基础上(Dosi,2023)。
第二种更黑盒化,但更低维度地获取技术知识的方法,通常是在随机动态的投入产出关系中进行认知学习,付出昂贵的代价和努力以及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寻找成功的可能,这也取决于创新机会的性质。
第三种,人们已经开发出了创新扩散的模型,这种模型通常沿着以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网络外部性、社会适应性、商品供需特征之间的协同演化、路径依赖性为特征的路径构建。
(四)走向生产的演化理论
改进程序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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