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与转轨：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新解》：
匈牙利的三次转轨间隔时间过短，以至于制度演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设想的效果。从前文可知，在每一次转轨中相似的问题总是会反复出现，例如经济上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本的依赖、土地分配的不均，政治上民族与国家话语模式的对立、政治制度的集中等。这就给匈牙利造成了双重挑战，即一方面需要按照当时的目标来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已有制度内的遗留问题。但经过同一个世纪的三次转轨后，这些问题均未发生变化或得以解决。这说明匈牙利的精英群体从来就未根据真实环境来理解和实施转轨，更没有为国家制订出长期发展计划，反而是根据他们自己对制度变迁一厢情愿的理解来行事。例如，在20世纪末的转轨前后，被讨论最多的内容是对上一个体制的清算、精英的更迭、产权的重新分配等，而没有人提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解决上一个体制中遗留的问题。或者说，精英群体并没有意识到转轨仅仅是更深层次转轨的起始，而非结果。正是因为这种短视的认知，制度演变无法达到其最初设想的效果，所以每次遇到危机，匈牙利的精英都会宣扬要否定之前的体制并推动新的转轨。因为精英们相信，危机是由整个制度体系造成的，而不是由具体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三次转轨带来的问题，不是每四年一届的政府能够解决的。当然，精英并不是为了解决制度问题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匈牙利在整个20世纪都走在一条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制度演变之路上，极度缺乏对制度演变的追问和思索，即在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上，结合了外来的发展经验之后，其制度演变的方向为何。
精英们不仅仅忽略了制度演变和制度移植的长期性问题，也忽略了在制度移植过来后如何能够使各个制度之间实现兼容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把制度本身看作给定的，但却把制度之间的适应性看作给定的，认为正式制度建设完毕后，各类制度直接地、自发地相互适应，不需要制度之间那种寻求平衡的互动。匈牙利转轨30年的发展表明，这种制度间的自适应并不存在，在短期内也不一定会向平衡和兼容的方向发展。而且即使向着平衡和兼容的方向发展，其结果也不一定是那种能够带来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兼容关系。在制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及无法摆脱依赖的路径都会影响制度的设计与实施，进而影响制度之间的适应过程。匈牙利精英群体的选择确实使制度之间逐渐适应和兼容，并在30年之后形成了一种互补型的互动。但遗憾的是，他们选择的并不是那种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体系，而是能够确保政治在短期内稳定的制度体系。这类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例如总理府职权的扩大、政党体系的极化、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等。
实际上，匈牙利这种能够确保政治稳定的制度体系，只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转轨后第一个执政党——民主论坛虽然通过妥协满足了社会的诉求以求政治稳定，而且其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均是为了快速恢复经济，但是该党并没能连任且一蹶不振，而此时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不良征兆。霍恩政府的紧缩政策更没能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在第一届欧尔班政府和此后的两届社会党政府时期，两派的精英联盟已经开始互相封闭。两届社会党政府虽然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加深，联盟内部精英因对久尔恰尼的不满而曝光了录音，导致社会党自此衰落。2010年后，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的确实现了经济增长，其水平甚至超过欧盟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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