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廉·配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尤因其“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的言论而著名。著作颇丰，主要有《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政治算术》（1672）、《爱尔兰政治剖析》（1674）等。

陈冬野，《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的译者，翻译家。

马清槐，《货币略论》的译者，商务印书馆老员工。

　　31.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千八百名学生即已够用，同时英格兰教区抚育的儿童和孤儿有四万人，那么这些儿童每二十人中就可能有一个是具有超人才智和前途光明的人。
　　可是，既然社会可以任意处置这些儿童，同时两家大学又都有经费来培养一千八百名以上的学生，那么，假如我们的教授是按这种办拉选拔和教育的，情况又将如何呢？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容在以后再谈。
　　32.这里还可以再说明一下。由于有了前述的贷款银行，我们就能够了解所有商人的信用及资产情况，并可预防货币方面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危险；由于对我国物产、工业品、消费量及进口情况有正确估计，我们就能够知道需要多少批发商来经营我国的剩余产品和别国的剩余产品相交换的业务，同时也可以知道需要多少零售商来从事把商品再分配到国内每个农村并收购这些农村的剩余产品的工作。根据这些计算，我认为这些商人大部分也可以削减。这些人本来就得不到社会的好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互相以贫民劳动为赌注的赌徒；他们除了充当促进国家的血液和养分（即农业及工业的产品）循环的静脉和动脉之外，本身什么也不能生产。
　　33.如果将与行政、司法及教会有关的许多官职和费用削减，同时将那些对社会所作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所得报酬却极可观的牧师、法官、医生、批发商、零售商的人数削减，则公共经费就会很容易支付，而它的征课也会变得非常公平了。
　　34.前面我们列举了六项公共经费，并约略谈到其中四项如何可以削减；下面我们要讨论其他两项。对这两项，我们却主张增加。
　　大体说来，我把这两项之中的头一项叫做贫民救济。这包括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盲者、跛者之类的收容所，和治疗麻烦的、慢性的、可能治愈以及不能治愈的内科及外科各种疾病的医院，以及治疗急性及传染性疾病的医院。此外还有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及弃婴的收容所。这些弃婴只要他们的姓名、家世和亲戚能够妥善保守秘密，不管其人数多么多，一律都不能拒绝收容。当这些儿童到了八岁或十岁的时候，可对他们进行选拔；通过这种选拔，国王可以得到执行各种事务所需要的最合适的助手。他们无疑会像他的亲生子女一样，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
　　35.这些并不是什么新奇而罕见的东西，只是在我国一向被人所忽视，因而被看成是罕见的新方案了。这类机构一向所获得的美满的结果，也是人所共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在别的地方再作详细叙述。
　　36.当所有无依无靠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得到这样的扶养，而懒惰和盗窃成性的人都由法官加以管束并处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为所有其他贫民寻找一些固定的职业。这些人如果规规矩矩地从事劳动，是应该得到丰衣足食的。他们的儿女（假如年幼没有工作能力的话），也要像上面所说那样在其他地方得到抚养。
　　37.但是，这些职业将是什么样的职业呢？我认为，那是属于公共经费第六项中所列的职业。这就是：使所有公路加宽、坚固而平坦，借以大大减轻旅行和车马的费用和烦劳；疏浚河流，使其能够通航；在适当地方栽植有用的树木，以供采伐、观赏和生殖水果之用；修建桥梁和堤道；开采金矿、石矿和煤矿；冶炼钢铁等各种职业。
　　38.我将所有这些事业，归类为如下几项：第一，本国所缺少的事业；第二，需要劳动多而需要技术少的事业；第三，一些在英国新创办的事业，而这些事业将可填补我们几乎完全破产的纺织业。①
　　其次，人们可能会问，谁来供养这些人呢？我的答复是所有的人。原因是这样的：假定某一地区有一千人，其中一百人能够为全体一千人生产必需的食物及衣服，另外二百人生产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货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又四百人为全体居民的装饰、娱乐及庄严的气派服务；如果行政官吏、牧师、法官、医生、批发商及零售商人数为二百人的话，则全部共为九百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是，既然尚有充裕食物给那多余的一百人食用，那么他们如何得到这些食物呢？是靠乞讨呢，还是靠偷窃呢？他们是应该因行乞无所得而饿死，还是应该因行窃被查获而被处死刑呢？要不然，是应该把他们交给愿意接受他们的其他国家吗？依我看来，很明显，既不应该让他们饿死，也不应该将他们判处绞刑，也不能把他们送给别的国家。如果让他们求乞，他们就会今天饿得形容憔悴，明天狼吞虎咽地饱食一餐，这就要引起疾病并养成坏习惯。让他们行窃，情况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他们求乞或行窃的所得，也许会多于他们的需要，这就会使他们以后永远不想劳动；即使突然而意外地出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也不肯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