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Herbert H. Goldberger讲席教授，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致力于找寻人类社会进化整体过程的共同特点，探索经济发展的深层决定因素。他的研究视野跨越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在欧美多所大学与科学院兼任学术职务，并担任多份期刊的主编，曾出版图书《统一增长理论》。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力图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尝试解答增长之谜的终极问题。
本书作者将利用d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历史的影响深远悠长，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历史齿轮将继续运转，因地制宜地采纳合适的政策措施和价值观，将帮助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

盖勒的研究目光远大。他提出的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简洁模型，可同时解释数千年的马尔萨斯停滞时代、工业革命及此后的增长加速、与之相伴的人口大转型乃至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增长。该模型还可以内生推导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的转型过程。该书是集事实、理论与解读于一体的精彩成果。
罗伯特·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人类之旅》是一本宏大的著作，试图解释人类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21世纪的全部经济增长历史。作为“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作者把人类万年之旅中人均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业革命后快速增长和当今世界地区间增长极度不平衡归结为三个直接原因，即技术水平、人口规模、人力资本（教育），并深入探讨导致这些原因的三个因素，即制度、文化、地理。该书用经济增长理论把《枪炮、病菌与钢铁》与《人类简史》结合在一起，既涵盖时间跨度上的经济增长趋势，又包括全球空间分布中的经济增长差异。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受到启发。
钱颖一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正如微观经济分析理应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一样，宏大而漫长的经济史通常旨在展现人类的发展全貌。盖勒在该书中既做了这种全景画般的叙事，也以其更关注人口因素作用的统一增长理论保持了解释上的一以贯之。借助盖勒提供的这个审视人类之旅的新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尔萨斯时代的停滞、后马尔萨斯时代的增长和大分流、现代经济增长及其不平等，以及当今世界和各国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

《人类之旅》对国民财富的探讨既传承了亚当·斯密等众多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又别开生面，从传统的聚焦于一个“点”，上升到 “线”（历史长线）和“面”（多种原因）。在知识爆炸、信息过载的时代，这一创新既有明显的好处，又非常重要：有了“线”和“面”，读者在对某一“点”进行思考时，能更好地将其置于大背景之中，把握整体，避免迷失和偏执。作者还专辟一篇探讨了国民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反映了当今世界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该书非常值得一读。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教授

经济学家原以为可以很容易就弄清楚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衰和财富水平为什么持续存在巨大差异，却越来越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盖勒这本引人入胜的书提醒我们，这个问题太复杂，必须乘坐时光机开启“人类之旅”，回到数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时的几个关键节点上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可能寻找到答案的蛛丝马迹。
张军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工业革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科技则是唯一可叠加进步的文明动力……然而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为何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是事出偶然，还是被某些长远因素所决定？这对未来有何启示？《人类之旅》一书对此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秦朔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破解不平等谜题

二战结束后的数年中，太平洋上小小的塔纳岛上修建了若干类似空军军事基地的设施。那里有飞机、跑道和瞭望塔，以及指挥部和餐厅等，但都是非常简陋的仿冒。飞机是由空的树干搭起，跑道长度不足以支持正常起降，芦苇盖的瞭望塔里是木头摆出的监控设备，照明则完全靠火炬。虽然从来没有飞机在这些假冒机场着陆，某些岛民却模仿起了航班调度员，还有些人则在操练军事队列，拿木棍代替步枪。
战争给塔纳岛和太平洋上其他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目睹了工业强国日本和美国的巨大威力，飞机从他们家园的上空呼啸而过，军舰在周围的海域彼此炮击，部队在他们的岛屿上建起基地。令岛民们尤其震撼的一个现象是，这些陌生人带来了大量的货物，成箱的罐头食品、药品、衣物以及塔纳岛居民很少见到的各类装备。等战争结束、部队回家以后，这一丰盛货源就此枯竭。对于现代制造工艺一窍不通却又希望弄清楚这些财富来源的岛民们，便复制出与大量货物同时出现的某些特征和行为，希望那些货物——物质财富加上精神财富、平等地位、政治自治权等——能因此再度眷顾他们的岛屿。
有太多时候，西方国家给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建议与塔纳岛民们的上述“重生祈祷仪式”并无本质区别。这些建议就是在表面上模仿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有关的制度，而未深入考虑产生财富的基本条件，而那样的条件在贫困国家或许并不存在。尤其是，传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不当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一整套结构性改革来根除。但这种假说建筑在一个根本的误解之上，因为它忽略了深层因素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背后的基本因素，它们始终在阻碍增长过程，并且在国与国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
上述错误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华盛顿共识”，它是给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整套政策建议，重点包括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加强产权保护、放松市场规制、降低边际税率等。尽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费了很大力气推行“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改革，却很少取得理想的结果。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产权，对于已发展出经济增长所需社会和文化前提条件的国家或许是促进增长的良策，但在缺乏这些基础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不足且腐败盛行，此类泛泛而论的改革往往收效甚微。
无论多么高效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贫穷国家改造成发达经济体，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很大差别植根于数千年以来的漫长进程。起源于遥远过去的制度、文化、地理和社会特征通过独特的历史路径驱动文明发展，导致各国财富水平走向分化。毋庸置疑，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文化和制度可以逐渐被采纳和确立，地理因素和差异性导致的壁垒可以被削减。可是，任何干预如果忽略每个国家发展历程上出现的独有特征，则不太可能缩小财富不平等，反而容易导致挫折、动荡与长期停滞。
在不平等根源的外层，我们能看到全球化与殖民化的不对称效应。这些发展进程加快了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步伐，却延迟了落后国家逃离贫困陷阱。为固化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而设计的攫取性殖民制度在世界某些地方得以延续，使各国财富水平的差异更趋恶化。
但无论如何，殖民时代的这些统治、剥削和不对称贸易的影响，是建立在殖民时代以前的不平衡发展之上。地区之间过去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主流文化习俗的差异，对发展速度以及从停滞向增长的转型时机有着支配性影响。
人类历史上关键节点的制度改革以及不同文化特征的出现，会偶然地把不同社群推向分化的增长轨道。然而，随机事件尽管在我们的印象中显得剧烈而重大，它们对人类的总体进步发挥的作用却较为有限，极不可能成为各国与各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经济发展分化的决定性因素。首批伟大文明兴起于大江大河之畔的肥沃地带绝非偶然，包括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长江与恒河等。没有任何随机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发展能够促成远离水源的地方形成古代大城市，或者在西伯利亚内陆的寒冷森林或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开发出革命性的农业技术。
在不平等根源的内层，植根于地理与遥远过去的深层因素往往支持某些地区兴起有利于增长的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其他地区则发展出了不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在中美洲等地，适宜建设大型种植园的土地和气候推动了攫取性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延续，以剥削、奴役和不平等为特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疾病环境导致农业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延误了更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因而制约了人口密度、政治集权和长期繁荣。相反在更幸运的地区，有利的土地和气候特征推动演化出了有利于发展的文化特性，包括更强的合作意愿、相互信任、性别平等，以及更着眼于长远的心理状态等。
为理解地理特征的长期影响，我们回到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黎明时分。在那个时期，生物多样性、潜在可驯化动植物品种以及大陆走向，使得某些地区的狩猎采集部落较早转型为定居农业社群，其他地区则较晚发生。确实，欧亚大陆中较早经历新石器革命的地区拥有了技术起步优势，并维持到整个前工业化时代。但关键在于，与较早农业转型有关的有益因素在工业化时代逐渐消散，最终在如今全球广泛不平等格局的形成中只能发挥有限作用。最早转型农业的社群并未命里注定成为当前最繁荣的国家，因为他们擅长的农业专业分工反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削减了技术领跑优势。
最后，对当今经济繁荣的某些最深层因素的探索让我们继续回溯，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人类在数万年前走出非洲时的最初脚印。每个社群内部的多样性程度部分取决于这一迁徙过程，并给整个人类历史中的经济繁荣留下了持久效应：处于适宜的多样性区间的社群既能通过交流促进创新，又能保持社会凝聚力，从中获益最大。
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快速普及到贫困国家，促使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接纳了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些趋势与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性社会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我们将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
在如今的塔纳岛，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机场。大多数儿童可以上小学，岛民拥有了移动电话，大批游客被亚速尔火山与传统文化吸引而来，给当地经济提供了重要收入来源。虽然该岛所属的瓦努阿图国家的人均收入仍相当有限，却已在过去20年里翻了一倍以上。
尽管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各国的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的。随着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促进未来取向、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将为人类的普遍繁荣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