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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后半叶，完成于19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所提出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当时社会的新兴科学，对经济领域多进行实证分析，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建构，开辟了对社会的理解的新的理论境界，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创造了条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初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描绘了这种联系无形产生的对抗性结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前提。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遭遇摩赛尔的酒农因为竞争面临破产问题时，他认为，不能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要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这时，他已经意识到有一种客观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国家制度是由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所决定。不过，这时他还不能对这种“客观关系”作出深刻的阐释。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到1844年4月到8月，马克思集中阅读了关于古典经济学等方面的著述，并做了笔记，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笔记》。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用哲学语言来谈论经济问题背后的哲学原理，但是马克思用哲学思维方式分析了两个主要的经济学范畴：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他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私有制带来的劳动异化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形成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解，还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武器。1844年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逐渐完成了历史观的转变，并且发现了探索新世界的新方法。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从1846年到1847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取得很大的进展。首先，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和对象，探讨了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在《雇佣资本与劳动》的演讲中，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导言》是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创立的。正如马克思在写作《导言》后所言：“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述了他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后的一些感想：“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马克思在《导言》中涉及的经济学家非常多。诚然，即使经济学可以归结为斯密和李嘉图两派，在《导言》中仍然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独立的位置。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编的后半部分分论中，提出人和人之间所有物多少有区别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主体是否能把勤劳的成果节约使用，所以拥有较多积累物的资本家所得来自他们自觉性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在资本循环论展开的过程中，个人（资本家）产生制度，而制度一旦被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这样就出现了二重自然法。在这里，马克思把斯密依据主体自然法设定的“从个人到制度”这种逻辑关系颠倒过来，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出发，把个人理解为社会的个人，或者说，理解为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制度。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并不是无从了解，因为其个性是被资本动员和利用着的，因此把人彻底还原为社会的人，把人作为制度的承担者来理解。进而，对斯密的道德哲学等同于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进行批判并力图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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