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为禄，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学教学和研究、高等教育法制。著有《大学运行模式再造》《高等教育法制的结构与变迁》等，主持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民卫生健康治理法治化研究”，以及多项省部级立法研究课题和决策咨询项目。

叶青，现任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兼任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刑事诉讼法学、诉讼证据法学和中外司法制度。

本书为华东政法大学“东方明珠大讲坛”十场讲座的内容汇编：第十一讲《法律与概率》探讨了在风险性与不确定性都大大增加的现代社会，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将不得不对概率问题进行处理；第十二讲《抗日战争的国际视角和现代意义》揭示了中国抗战所面临的社会组织效能和社会治理不足的问题，亦强调抗战是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向新型民族国家的重要环节；第十三讲《1840年以来的中国时刻》聚焦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历史时刻，讲述了1840年以来中国如何走入近代以及近代与当代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联；第十四讲《<民法典>的实施与新闻传播法研究的过去和未来》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进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讨论了《民法典》相关条款中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概念；第十五讲《两大法系背景下的作品保护制度》指出我国《著作权法》杂糅了英美法系的“版权”理念和制度,没有准确反映大陆法系“作者权”以人为核心的传统，对中国作品保护制度的未来持以审慎开放的态度；第十六讲《大道之行》分析了决定现代福利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包括现实的财政基础、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官僚体制的动员能力；第十七讲《宪法的性质》围绕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问题展开充分对话，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性质理解的广度与深度；第十八讲《从西方经典发现中国镜像》回顾了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理解，从这段中西交流史中提出了“文明互鉴”的命题；第十九讲《法学知识的演进与分化》立足知识论的“元科学”立场，深入分析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十讲《思而在》围绕“法律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展开了层次丰富的论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职业伦理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基础地位。

　　★“东方明珠大讲坛”是一个高标准的学术平台，其价值与意义都蕴含在这个名称里：讲东方故事，话中国时刻，与世界共享现代时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
　　
　　★“东方明珠大讲坛”是法律界跨学科交流的高端平台，给来自不同领域、采取不同方法的专家提供自由发表观点、进行思想交锋的机会。这种策划和安排颇有见地，体现了纳百川、包万象的海派风格。透过这组演说和讨论的实录，可以观察中国制度变迁的不同位相，并发现新时代法学的灵光乍现。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季卫东
　　
　　★法治社会的根基在于现代性，现代性入中国，一直有它的高光时刻！华东政法大学的“东方明珠大讲坛”致力于中国法律文化的培育，持之以恒，殊为不易。忝居讲者之列，更知法治社会建设之重要，愿与各位方家共勉，携手同进步！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

　　《现代性与中国时刻》：
　　抗战爆发那一年，我父亲14岁，在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在撒娇的年龄。但14岁的他是家族里的长子，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早就死了，他的母亲没什么文化。战争一来，14岁的他作为长子需要照顾一家七口人逃亡。前些年，我和父亲聊天，他说战争真是不堪回首。当时最好的逃亡方法是坐轮船从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汉。可是轮船都被包租给军队，剩余的由达官贵人包揽，平民百姓很难乘坐。另外一条路是走公路往南逃，可是没有交通工具。因此，我父亲一家人挤上渡轮，到了江北浦口再挤上火车，从津浦线北上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到汉口，从汉口过江，再转粤汉线到长沙。经过两三个月的颠沛流离，最后在湖南落脚。万幸的是一家人没有失散，没有受伤，这就是无组织状态下逃亡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无暇顾及战争中的社会各界。再看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即时死伤人数达十多万人，但是就在两天之后，广岛的地面交通基本恢复。除了百姓守纪律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年日本整个社会的运作和物质基础好过中国。
　　再次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国民党组织力差，且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38年初，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去世，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想换自己的人张群当省主席。张群出生于四川，为人圆滑，跟地方势力还算合得来。但是地方势力对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还是有各种抗拒的。四川作为战时首都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最后只好由蒋介石兼任。于是，在上报公文时便成了：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呈行政院院长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即蒋介石自己给自己写公文报告，报告传了三四回还是在自己手里。这也说明地方势力割据的严重性，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前近代中国的产物，而在同时代的日本、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这于抗战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能直接控制或者政令有效的范围主要是江浙沪地带。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已不断扩展地盘，但在抗战之初很多地方还是不听国民党的命令，包括四川、云南以及山东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关注度不够，对外采取妥协政策，没有下令抵抗。当时东北主事的张学良有些犹豫，不想在没有中央指令的情况下打仗，结果使日本关东军的冒进得以成功，而日本在中国反应不力时越来越冒进，最终导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这是一个国家没能凝聚为整体民族国家的表现，而没能凝聚恰恰说明社会治理没达到一定的程度。
　　自卢沟桥开火以来已经一个月，北平、天津沦陷，但蒋介石还在决策究竟是打还是不打。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开国防最高会议，上层仍然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蒋介石的判断是日本绝不会罢手。国军一直在后退，不敢奋力一击，便会一路溃败。因此，这次会议最终的决策是：事已至此，只能打。
　　其实，早先蒋介石还派亲信下属刘健群到华北向宋哲元传话，希望他这次一定要坚持。宋哲元问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意思，打还是不打？真打还是假打？刘健群和他讲，这次一定要真打，一定要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把日本吓回去。宋哲元觉得这不是赌博吗？如果日本不害怕，最后真打起来怎么办？刘健群说：“那也只能真打。”其实，刘健群也没有完全领会蒋介石的意思。蒋介石的意思是，打起来对中国固然不利，但是中国地大人多，还可周旋，以空间换时间，更何况还有国际。中国国力确实比较弱，不一定能打得过，但并不代表美国打不过，英国打不过，苏联打不过。我们要把他们拉下水，帮着中国一块儿打。这是蒋介石的眼光所在。后来美国也确实被拉下水，但不是因为蒋介石拉它下水的，而是因为日本侵犯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蒋介石毕竟有这种眼光，对一场战争的判断不应仅局限于国内，还应有国际方面的考量。
　　当时的社会整合不力，军阀割据，一盘散沙，对抗日本的侵略确实不易。虽然日本侵略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但并不代表日本民众就不参与这场战争，士兵不都是日本民众吗？日本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方式，跟中国民众参与的方式不一样：日本民众是在高度组织的情况之下参与这场战争的，而中国民众往往是被动地、散漫无章地参与，两种参与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总结起来，抗日战争是前近代中国对抗近代日本的战争。前近代想要战胜近代，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有一个高效的组织，还是有弥补的可能性的。但是，当时国民党缺乏这些条件，从而影响到弥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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