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社会的主权者无法被发现。他们是那些掌控其同伴意志的人。在所有的政治社会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国家机器、国王或是总统，议会或是民众大会，法官或是大臣。我们必须假想一个实体以将之与这套机器联系起来，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主权者这样一个实体硬插进来？将其引入似·乎毫无益处，不过是在法理学的门槛上放置了一道难题，一个纯粹学理且无关痛痒的难题。
　　（国家的法律权利）
　　法律权利已经被定义为与义务相关联的权利，国家要么依据80其自己的意志，要么依据个人意志而强制执行义务，与前一种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是国家的权利，后一种义务则对应个人权利。①不过，有人曾否认国家享有对抗社会成员的权利。
　　据我所知，认为国家不享有针对社会成员的权利，这一看法不会早于奥斯丁。抛开奥斯丁的某些长篇大论，他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一个主权政府（sovereign government）没有对抗其臣民的法律权利。所有法律权利都是实在法的产物，它回应了与之相关联的义务，后者由实在法规定并由权利享有者之外的人或人们承担。因此，每一项权利中都存在三个方面的参与人：设置实在法的主权者国家，它通过实在法赋予权利，施加义务；享有权利的人或人们；承担义务的人或人们，他们也是实在法设定或指向的对象。……主权政府自身无法通过设置法律而获得针对其臣民的法律权利。一个人无法赋予自己权利，恰如其无法为自己施加律令和义务。每个享有权利者都必须通过他人的权力或强权获得权利；这就是说，通过法律和他人设置给另一人的义务而获得。这样一来，假如主权政府享有针对其臣民的法律权利，这些权利一定是实在法的产物，而这些实在法则必定由第三人设置给其臣民。同时，由于所有的实在法都由主权政府创制，以使人或人们服从自己，于是该第三人必定是该社会中的主权者——该社会中的主权政府享有法律权利；由此，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大众既是其主权者的臣民，又是那个赋予自身权利的主权者的臣民。这绝无可能且荒唐透顶。①
　　（创制权利之权力的部分行使）
　　然而我并不赞同奥斯丁的看法。在个人追求的某些目标中，有些是国家保护的，有些则并不保护。我的邻居不要驾车驶过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利益，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国家保护的利益；我便享有一项法律权利。我要驾车驶过邻居的土地，这是我的利益和追求的目标。国家并不保护我的这项利益；我便没有驶过邻居的土地的法律权利。国家的利益亦是如此。防范盗抢符合国家的利益。通过发布命令和设置义务，国家便保护了这项利益；它也为自身创制了一项法律权利。公民的手要干净，每天应至少洗手一次，这或许也是国家的利益和其追求的目标；不过国家如果没有通过设置义务而强制实行该利益，它对于每天洗手这件事便不享有法律权利。
　　当然，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差别依旧存在：国家能够创制权利，个人不能如此。国家的利益不计其数，这些利益同时也是公民生活的条件，这些利益或条件的存在，对国家也有好处；但国家并不依靠设置义务来保护这些利益，因为如此处理将损害更大的利益。人们应该每天洗手当然是可欲的，这会让国家更为健康和愉快，它也希望如此；但它却并不会强制实现这一利益，因为强制实现将导致出现大量刺探家庭内部情报的活动，这对于国家的伤害远胜于那些没洗过的手。不过只要国家愿意，它依然可以强制实现这项利益。
　　以下两类利益之间的差异极为重要，也值得作出区分——一类是国家通过其司法或行政机构事实上保护的利益，无论该利益是其本身的还是个人的，另一类是国家事实上并不保护的利益，无论是其本身的还是个人的，尽管如果它愿意的话它也可以保护；对于前一种能够引发保护的权力来说，类比法所建议的和习惯法所给予的名称都是“法律权利”。可以确定的是，沃特金斯的利益将依其意志获得国家的保护，而且，如果对于他的哪些利益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件事还存有疑问的话，这一问题将由国家中的法院依据组成国家法律的规则来确定。法律说要保护的利益便是沃特金斯法律权利的对象。同样，国家的某些利益也可以依其意志，通过国家官员而被国家自身加以保护，假使出现了哪些国家利益应被国家所保护的问题，同样要由国家中的法院依据国家法律来确定；法律说要保护的利益便是国家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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