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保护”是劳动法学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表述之一，也反映出这一表述已成为一种“共识”，成为研究者在讨论劳动法功能时不自觉使用的基本语言，例如笔者在拙作《劳动法分类调整的宪法依据》开篇就写到，“现代劳动法缘起于劳资关系不平等，即劳动者在雇主指挥监督下给付劳务，劳动者相对于雇主处于从属状态，导致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须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矫正，创建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制度结构。”[ 王天玉：“劳动法分类调整的宪法依据”，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这仅是一个例证，笔者的多篇文章都写到了“倾斜保护”。但是，在这种似乎习以为常的表述背后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以“劳动者与雇主处于实质不平等的地位”为出发点，可引出“须由公权力介入”，那么公权力及其所创建制度的目的应当“保护劳动者”，针对的就是劳动者的弱者性，为何要加“倾斜”两个字，成为“倾斜保护”呢？
所谓“倾斜”，存在于至少是两个主体的相互关系，例如双方均有权主张获得某种利益，但基于公共利益或其他正当理由，其中一方获得更大的利益，形成了“倾斜”的利益分配结构。可见，“倾斜”作为一种法律调整的理念，乃是对主体平等的修正，当这种理念与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相结合时，很容易为劳动法学理所接受，自然得出“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结论。若是以此作为劳动法的定位，“倾斜保护”会衍生出下一个值得探讨的观念，即“倾斜保护”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应当予以保护，只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多。那么，当这一衍生观念遭遇《劳动合同法》起草时，在立法宗旨上就产生了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的“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
王全兴教授针对这一争论指出，这是“在理论上和立法例中本来很清楚的常识性问题”，对此问题的回应是在“劳动法―民法”比较的框架下提出的，“劳动者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相对弱者的假设，在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偏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单保护’表述；民法基于平等主体的假设，对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双保护’表述。”[ 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2006年第9期。]可见，王全兴教授并不否认劳动法应保护用人单位，只是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力度更强，劳动立法在宗旨上的“单保护”实质上是“双保护”基础上的“倾斜保护”。
对此问题，常凯教授也是在“劳动法―民法”比较的框架下，将“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视为《劳动合同法》是以《合同法》为依据还是以《劳动法》为依据之争。在此问题的论证中，常凯教授从未使用“倾斜保护”的表述，而是明确《劳动合同法》就是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单保护”法，“单保护”是与“双保护”相抵触的，在“单保护”的语境下不存在“倾斜保护”，雇主利益的保护不是劳动法的功能，“劳动法对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护。对于企业或雇主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企业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来实现的。《劳动合同法》对于雇主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作为民事合同中的一般权利的行使，在劳动合同法中则有许多法定的限制条件。”[ 常凯：“关于〈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6期。]
而后，董保华教授就“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的各方观点进行了细致了点评，并阐释了他对二者及其与“倾斜保护”关系的观点。董保华教授指出，1994年《劳动法》第一条以“显性的方式提出保护劳动者……以隐性的方式提出保护用人单位”，此项规定是“倾斜保护”的缘起，“应当将其概括为‘倾斜保护’”，并且董教授“早在1992年就率先将‘保护劳动者’原则概括为‘倾斜保护’”。[ 董保华：“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由此可以推知，既然倾斜保护包含“保护用人单位”的内容，哪怕是“隐性提出”的，也是承认劳动法应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只是董教授强调应当从倾斜保护出发来认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脱离了倾斜保护去谈‘单保护’或‘双保护’，只会使劳动法成为民法或行政管理法。”[ 董保华：“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
这一场争论似乎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而告一段落。《劳动合同法》最终将立法宗旨确定为“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若以“倾斜保护”为出发点来解读，似乎可以理解为条文明示“单保护”与隐含“双保护”下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仍是在“双保护”基础上因劳动者的“弱者性”而对其“倾斜”。而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起，倾斜保护作为“共识”融入劳动法的学理体系中，此后十几年来接受劳动法学教育的年轻一代几乎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倾斜保护”的表述及其隐含的理念，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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