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政治家和个人在追踪法国和英国在美国的文化活动的同时，越来越担心自己会在欧洲文化博取美国倾心的过程中失败。原本，美利坚共和国在内战后重建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的那段时期，德国人在美国是享有特殊声誉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法律专家认为，民族团结是应对进步和自由中的挫折以及内部和外部争端的万能药，他们将德国视为未来美国宪法理想在欧洲大陆的代理人。德国文化影响了美国的科学、教育和行政管理。自19世纪初以来，美国学生来到海德堡、莱比锡、哥廷根和柏林这些著名的德国智识中心学习，以寻求他们在美国无法获得的学术教育。在1815至1914年期间，约有9000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在1870至1914年之间到达的。内战后的美国高校认识到学术扩张的必要性，为了重塑美国的高等教育，他们开始学习洪堡大学，同时德国学者移民到美国以帮助大学管理人员实施威廉·冯·洪堡的模式。
但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这种相互友好的关系恶化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猪肉战争”，即对进口肉类征税的争端，激起了大西洋两岸代表们的怒火。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帝国主义竞争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关系。1885至1899年期间，德国和美国一直就萨摩亚群岛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不断，两国连同英国于1879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三方保护领地。尽管英国和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主义目标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也有冲突，但他们的外交使节设法安抚了恼怒的美国决策者，这与他们的德国同事形成了鲜明对比。1898年，德国和美国冲突再起，当时德国第三任皇帝威廉二世派遣了几艘战舰到马尼拉，以表示他对西班牙王室对美战争的同情。
1823年通过的“门罗主义”将其他列强在美洲的任何领土扩张都解释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直接威胁，这进一步加剧了德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902-1903年委内瑞拉危机期间，英国和德国军舰轰炸了卡贝略港，原因是当地政府拒绝向欧洲债权人偿还长期以来的债务，这些欧洲债权人曾帮助委内瑞拉修建了从加拉加斯到巴伦西亚的铁路。作为回应，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队进入加勒比海地区，并最终宣布德国是北半球的潜在侵略者，同时却继续与英国人进行谈判。所有这些难题叠加在一起确认了英美的友谊，却日益疏远了德国，这一格局影响了德意志帝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地位。未来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1903年指出：“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恶化。”
威廉二世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同样使跨大西洋的友好关系变得紧张。骄傲、传统且天生具有德国文化优越感的威廉决心增强他在世界的影响力。尽管他表现出了维护德美友谊的强烈愿望，但他在1896年推行的“世界政策”和德国海军舰队的建立，以及帝国作为工业竞争者的迅速崛起，对美国领导人构成了威胁。美国政策制定者坚持门罗主义的理念，越来越多地将德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者。虽然一个又一个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试图通过诋毁或至少疏远英法使节来赢得美国的同情，但最终他们都误读或忽视了美国日益加剧的疏远迹象。结果，内战后英美之间发生了和解，国务院与奥赛码头之间也重新恢复了友谊，这两种关系都是德意志帝国政府极为惧怕的。
德国的文化活动面临着法国和英国未曾遇到过的一些障碍。语言障碍似乎将德国诗歌和文学与美国大众隔开了，德国艺术家在美国也从未取得过可以与大量涌人的法国绘画相媲美的重大发展。而与德国人结婚在美国精英阶层中也并不被认为是特别好的选择。尽管德国各大城市都有不少未婚美国女性，但其中很少会与德国人联姻。一位记者在20世纪初指出：“德国人，不管他来自帝国的哪个地方，按照美国人的标准，都不是理想的丈夫。”
这并不是说德国没有什么可提供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进步人士在为自己的社区寻找模式时，赞扬了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的教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给美国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德国的技术革新令大西洋彼岸的科学家、商人和政治领袖为之着迷。德国在各种世界博览会上的工业和文化展品，特别是在1893年和1904年的博览会上的展品，令整个欧洲和跨大西洋世界钦佩，而英国的展品则被反复抨击为无用和业余的。但德国的国际政治野心使评论家们认为，德国在虚荣心和对权力的追求的驱使之下，已经成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堡垒。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等观察家指出：德国的大学已经变成了迂腐、无趣的机构；政治局势地方性到可笑的地步；德国食物简直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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