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路和新路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东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更是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自成体系，这包括其建立基础、具体内涵和影响意义等几个方面。就其建立基础而言，包括中国在中东地区权力不断上升的权力结构、中国与中东地区利益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日益深入上的制度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基因、中国与中东在传统深厚友谊基础上的情感逻辑等。就其具体内涵而言，包括和平与发展思想、结伴不结盟思想、正确义利观思想、中阿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思想等。中东的热点问题关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实现也受到传统域外大国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上，中国与西方大国的路径之间存在较多的差异。把握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基本观点和认知、协调方式和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展开大国协调的指导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6页。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特别是中东热点问题指明了总体的原则、方式和方向。当前，全球事务中的国际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所谓“国际热点问题”又称“热点问题”，主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和平）和经济繁荣（发展）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诱发国际组织、大国（大国集团）进行协调、调节、斡旋或干预的冲突（或潜在冲突）或危机性问题”。 刘中民、范鹏：《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一般而言，热点问题分为几个类型：第一，由某一国家内部的冲突引发的国际热点问题；第二，发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地区危机或冲突；第三，由于大国军事干预导致国内冲突、地区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的国际热点问题；第四，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难民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等。同上，第16页。中东地区是当前国际热点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参见安惠侯：《中东热点的冷观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其中包括以巴以问题为代表的涉及领土、主权和安全的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以伊朗核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叙利亚问题为代表的大国军事干预所导致的冲突升级并演化而来的地区性战争，以也门问题为代表的以国家内部教派政治为基础的反政府武装冲突。以上所列热点问题构成了近年中东地区冲突、战争和非传统安全危机的主要部分，而域外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西方大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推波助澜乃至在中东制造热点问题，其目的是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而这与其在中东地区的历史存在和深耕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中东热点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从属于域外强权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下。当前大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包括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三种进路。首先，美国毋庸置疑在中东地区具有超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末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武力强势介入中东。美国总体上在中东地区大搞意识形态划线和联盟战略，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基督教福音派、犹太院外集团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借“9·11”事件彻底颠覆了伊拉克国内原有的政治生态和宗教生态，使得伊拉克成为21世纪中东地区的动荡之源。美国还在中东地区大搞“大中东民主计划”，将中东伊斯兰国家视为美式民主改造的对象。同时美国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力民主改造计划也面临着困境，美国对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的政治体制虽有不满，但出于实用主义考量而对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容忍。 参见汪波：《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更是在偏袒以色列和打压伊朗上不遗余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新一轮和解乃至建交，其目的是以反对和应对伊朗“威胁”为名整合中东亲美阵营。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中表现出浓厚的单边主义、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干涉他国内政和展开政权颠覆等特点，正因如此，美国成为诸多中东热点问题的制造者并导致热点问题更加白热化。其次，欧盟在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中则表现出异于美国的特点。长期以来，欧盟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宗教等方面的考量，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表现出相对复杂的态度。欧盟从总体上期望中东保持相对的稳定，主要采取经济援助、经贸合作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和平方式来应对中东热点问题，反对随意诉诸武力，力求建立次区域安全秩序。 参见汪波：《欧盟中东政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即便如此，欧盟国家也并未完全放弃军事手段，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从中东减少武力手段介入的前提下，在叙利亚危机中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上扮演了相对积极的角色。此外，法国还牵头成立欧洲版护航联盟来与美国的中东护航联盟分庭抗礼，以在伊朗问题上增加对美博弈的手段。最后，俄罗斯将巩固在叙利亚的存在作为重返中东的前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中东地区全线收缩，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有限的军事存在。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不断加剧，西方利用中东变局席卷叙利亚之机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的做法令俄罗斯不能接受，由此俄罗斯从军事和政治上全力介入叙利亚问题。在俄罗斯的强力军事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逐步收复失地和重要城市，反对派武装被压缩至土叙边境的狭小地区。 钮松：《当前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与博弈》，载《长江论坛》2016年第6期。总体来看，美国也不得不接受俄罗斯在叙利亚存在的事实。美欧俄在中东的传统存在是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长期处于一种基于革命外交的道义支持和声援，或以支持有关政治派别的武装斗争的形式展开，如1958年支持黎巴嫩人民的反美斗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和阿曼佐法尔地区人民的抗英武装斗争等。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后，中国中东外交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色彩，自万隆会议以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外交方向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国随即迎来了新一轮建交高潮。由于当时中国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特别是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因而对于如1973年石油危机等中东热点问题的认知与参与极为有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走上了全方位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新路。这种根本性的转向使得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视角、意愿、能力和方式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东热点问题频生且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联合国加大了对中东局势的介入力度，中东日益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目标地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便是从中东开始的，1986年5月，中国应联合国邀请，派出考察小组赴中东了解联合国维和行动；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的维和行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与中东大国沙特和以色列在外交关系上的突破，中国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需求，而且也是国际社会的总体期望。中国就中东热点问题所展开的斡旋外交，在巴以问题和伊核问题上属于主动参与型，在叙利亚问题上属于有限调解型，在也门问题上属于总体超脱型。 孙德刚：《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动因分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6期，第26—29页。第一节协调中东热点问题的总体原则参与中东热点问题是中国热点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两者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基于特定地区的个性。就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和中国热点外交的共性而言，其均涵盖若干总体原则和立场，都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奠基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和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上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反映了中国大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决心和信心。在当前美国单边主义盛行，“退群”“背约”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对于在国际社会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团结合作，推进劝和促谈具有积极意义。第一章协调中东热点问题的原则、观点和方法
/ 0/中东热点问题的大国协调
/0/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国际关系的合理化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7页。“我们的先辈建立了联合国，为世界赢得70余年相对和平。我们要完善机制和手段，更好化解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同上书，第541页。“坚持政治解决冲突的方向……联合国要高举这面旗帜”，“联合国要发挥政治、道义优势、统筹协调工作”，“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引导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联合国与国际体系之间是“核心—体系”的结构，正是由于处于改革与发展历程中的联合国不断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不同程度抵消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负面影响，因而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合理化。离开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和广泛的代表性，国际关系的优化便无从谈起。习近平对于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与国际事务中核心地位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现代国际体系的演进历程、联合国自身的民主化、新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历史经验、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对联合国的冲击等关键问题的思考和定位。首先，联合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该体系的维系、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关键性的凝结与支撑作用。现代国际体系发端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废墟之上的欧洲政治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罗马教廷和教皇为核心的欧洲国际体系的颠覆和超越。正是在此基础上，欧洲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两大阵营最终达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对基督宗教“放逐”基础上的去宗教化的、以世俗政治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对民族国家和主权的捍卫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和基本规范。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全球扩张，广大亚非拉地区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中，成为欧洲殖民列强的附属品而非体系的独立参与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完善打开了缺口，两大阵营间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为殖民主义打开了缺口，一些在殖民列强博弈夹缝中的少量非西方国家的独立获得了承认，如阿拉伯半岛的纳季德王国，以及沙特家族统治的希贾兹王国等。尽管一战还为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提供了施展的舞台，特别是国际联盟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国际体系的维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即试图通过国联的调停来解决国际争端。但事与愿违，国联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维护旧制殖民主义和国际霸权的工具，并未在国际关系中成功树立其权威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因其孤立主义而未加入国联，德意日在二战前相继退出国联，苏联因苏芬战争而被国联开除，这使得国联的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并实际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地位。二战的爆发使得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各国开始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为何世界持久和平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应运而生，“西方国家从欧洲战争，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历史教训中，寄希望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限制无限膨胀的国家主权，国联是不成功的首次尝试，联合国是国联的改进版”， 钮松：《现代国际体系的构建与转型》，载《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73页。国联也于1946年正式解散并将其财产和档案移交给联合国。自此以后，联合国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获得席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及其政权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重要标志与国际合法性的来源。此外，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也成为国际关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前置条件。正是由于国际社会普遍公认联合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尽管战后大国纷争不断，尤其是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博弈和21世纪“新冷战”愈演愈烈，但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仍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如此，针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和宗教对国际关系参与的不断加深，联合国也顺应时代变迁进行了相应的议程调整。其次，联合国自身也经历了民主化的进程，并最终具有了广泛的全球代表性。联合国的成立是建立在二战中同盟国对轴心国取得完全胜利的基础之上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同盟国的“五强”，而联合国大会则因会员国并未具有普遍代表性而影响了其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中应有效能的发挥。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战败国（德意日）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第二，因冷战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非法占据；第三，存在分裂状态的国家在相当长时期拒绝加入联合国而避免分裂固化，如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第四，广大殖民地国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和主权地位。正因如此，尽管联合国成立之初继承了二战期间美苏超越意识形态而来的盟友关系，但西方国家在安理会或整个联合国会员中仍占据着数量上的主导地位，因此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整体实力对比的差距。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大量前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德意日等前法西斯国家也顺利转型并获得了联合国的接纳。在此情形下，独立于美苏、西欧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对于促进联合国的机构与机制民主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推进了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体现了联合国大会在相关决议上逐步摆脱大国操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相关非西方国家的利益和维护和平。1991年，朝鲜与韩国也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冷战在亚洲的遗留问题置于联合国的框架之下，维持了朝鲜半岛的总体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依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了调整，从最初的6个增至1965年的10个，并按照地区进行了分配，即亚洲2个、非洲3个、拉美2个、东欧1个、西欧及其他国家2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联合国会员国对安理会决策的参与度与地区代表性，也较好地平衡了对于常任理事国的扩容争议问题。2012年11月，巴勒斯坦在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国，这反映了联合国对于战后最为棘手的巴以问题冲突的介入上又迈进了一步，此举对于推进巴勒斯坦建国和国际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新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促进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根本改善，也为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国际条件。中国对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捍卫，首先来源于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身份的恢复。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有与联合国接触的意愿，但此时的联合国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操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做出决议派遣“联合国军”参战，这使得中国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中国除了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全方位关系以外，还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诸多中东国家领导人直接会谈，促成了中国外交关系在超越意识形态束缚上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新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其中除了法国以外均为亚非拉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又占据多数。 中国外交部：《第二次建交高潮》，2000年11月7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wjs_674919/2159_674923/t8964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1月16日）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基辛格访华，中国的国际处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对外关系方向更加宽泛。正是得益于联合国自身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与深化，才使得新中国在1971年10月最终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40多年前，13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朋友一道，投票赞成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特别是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有助于中国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不仅如此，中国坚定在联合国框架内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论”等图谋，声言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此类情况，新中国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谢益显主编、曲星、熊志勇副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美国关于中国席位的“重要问题”提案被否决，反映了第三世界利用联合国舞台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胜利。“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催生了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就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非洲26国与中国建交、拉美13国与中国建交、东南亚和南亚5国与中国建交、中东7国与中国建交、太平洋5国与中国建交；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在大幅突破 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建交高潮》，2000年11月7日，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 wjs_674919/2159_674923/t8965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1月16日）。中国以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起点，从游离于联合国之外逐步走向了利用联合国为合法武器支持第三世界的反殖反霸斗争，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了联合国的转型。最后，单边主义和逆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