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世界向何处去？：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的疫情危机不同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者尽管当时威胁巨大，但最终并没有对全球金融造成太大的创伤，也没有对医疗体系造成损害。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趋于平缓，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富人一度意外地变得更富。相对而言，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1929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正面临的危机是我们仍旧无法估量的。
一些危机迹象已经显现，涉及医疗、经济，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说至少应当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会发生什么。某种程度上，我们正面对现代工业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托马斯·皮凯蒂以及其他理论家都曾强烈且具有说服力地指出，经济维度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这和生活在今天的皮凯蒂所提出的观点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大体上说，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殖是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来实现的；皮凯蒂认为，在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将加剧未来的财富不平等。
他们观点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在不公平地获利。于皮凯蒂而言，资本的回报率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才导致了利润的分配不均，从而使资本收益更大。尽管二者观点有所不同，但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尽管经济不断增长，但由于富人比其他人更快地变得更富，所以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
马克思和皮凯蒂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注意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现状。我相信，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体系已经崩溃，其程度之严重是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许多观察者认为，世界正以我们无从把握的方式在改变；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但问题在于如何尽快恢复疫情前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才是危机的核心。
当前，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全球化，经济处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显然，疫情在短期内威胁着经济全球化，但对于这种威胁是否长期存在尚不能下结论。
当“9·11”事件发生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者都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世界将为之改变。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所谓的改变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那么我们依然不知道“9·11”事件后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不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危机。“9·11”事件是一场危机，然而比这场危机本身更严重的恐怕是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危机，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去思考我们需要怎样应对。我们很难看到大国在行动上为彼此做出什么改变。
我认为经济要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这一观点能够在很多方面得到验证，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都十分迅速地表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但很多国家在行动上却相当迟缓。我们不妨试问：未来世界各国在改善气候变化方面会更好地合作吗？其实，国家间的关系就如天气一样，很难以任何方式进行预测。但是，如果未来仍像现在和过去一样，那么我们不难推断，无论是协商讨论，还是采取行动，都免不了一再重复一个现象：面对失败，各国对于改善气候变化的承诺不过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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