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文明与革命》一书以其新颖的视角和敏锐的思辨，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关系问题。作者透过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史关系的分析，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梳理，以及对知识精英内心世界的洞察，令人信服地证明，20世纪中国的伟大变革植根于数千年来的文明底蕴，中国革命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根性，中国的现代变革同时也是文明再造和文化复兴的过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

文明与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华文明特性理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的文明史意义与文明动力的大问题。张城先生的著作《文明与革命》集中探讨了这一大问题，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论述的学理性阐释，也是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激活学术研究的典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革命与文明相互蕴藉，中国革命内生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在中国革命中获得新生。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创造者。这是张城《文明与革命》一书带给人的新认识。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

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重塑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植根之沃土。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语境中，只有掌握“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才能深刻理解文明、革命、道路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张城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张城博士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直面既有研究文献之中“文明”与“革命”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张力，以革命史与文明史相互观照，力证“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方向上作出了扎实的学术思想推进，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文明史内涵的探讨，尤见研究功力，发人深省。

——章永乐（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节选）

四、延安的探索：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毛泽东选集》卷尾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总结：“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接续不断向西方求索真理，的确找来了好多方案，就连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请来了，奈何却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第一次掷地有声地为中国人所了解，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早年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方法。青年时期，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者，但在送走挚友后，自己却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并曾作了这样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对于当时中国学生普遍文化自卑，急于留学救国的思潮，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在给同学周世钊信中曾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中国问题，展现了其深谋远虑：“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在毛泽东看来，即使要留洋，救国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应扎实地深入了解国情，做好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由此日后才能进行中西比较而找到救国良方。青年毛泽东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较大，在给挚友信中表达了急切寻找新道路的期待：“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逐渐发现，这另辟之道路即是苏俄阶级革命之新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当今世界解决社会问题，其方法有如下五种：第一，社会政策；第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第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第五，无政府主义。对此，他极不赞同改良方法，而是主张效法苏俄大规模革命：“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的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作了榜样，走俄国人的路，亦是属于时代的必然选择。即便以俄国革命为方法，走俄国人的路，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仍是以中国为中心。

毛泽东力图突破以苏联为方法的“内容＋形式”的理论框架，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历经革命战争洗礼，备受教条主义者打击，经伟大长征初到西北小城延安后，毛泽东逐渐成竹在胸，开始系统思考中国道路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针对留苏教条主义者的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的“全盘苏化论”，毛泽东首先表明中国革命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的同志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这一谬论，毛泽东给予了有力回击：“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对于中国问题之把握与革命实践之认识，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延安整风时期，他对那种罔顾中国问题，言必称希腊之留声机现象深恶痛绝。“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毛泽东认为应该把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作为党的重大原则确立下来，成为全党遵循方针。“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毛泽东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鲜明表达。毛泽东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面对抗日战争急需培养民族意识广泛组织动员民众的迫切形势，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亦得到当时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杜赞奇即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国家遭受外部竞争者或者入侵者的威胁之时，关于过去的种种才会被重新提出，以适应学习和传播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联合统一战线，需要团结大量民众为民族事业而奋斗之时，似乎更倾向从内部看社会本身。一批五四运动中十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如何炳松和冯友兰，转而倾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也是中共试图从民俗和大众文化中寻根的时期。”

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坚定不移，但以中国为方法，毛泽东的探索实属不易。我们党建党伊始，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曾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人民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1935年8月2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民族文化时亦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文化不致毁灭，并使其高度繁荣，成为真正的民族文化—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延安时期，在系统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此理论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根据中国新旧民主主义之具体国情，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内容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亦并非局限于此，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的内容+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觉得有些隔膜。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选》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有如下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报告有两处主要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后还有一句，即“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但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可能考虑当时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现实形势要求，把此论断“理所当然”地删除了。但此处删除的原文至关重要，不能含糊放过，它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重要，它由此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是民族形式的问题，而是关涉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内容之重要部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即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以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的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但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用无产阶级内容+民族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甚满意，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一方面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主体是马克思之主义。与此同时，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段话值得高度重视，明确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强调的主体是中国，由此“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方能把中国原理提升至内容之地位，超越内容＋形式的体用二分理论框架。特别是在1956年同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既要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又要同时反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两边的好东西都要学到、学好，要把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其中之意甚明显，即与西方理论（甚至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之“学”中亦包含毫不低于西方的基本理论，这是内容之一并非仅仅即民族形式而已，“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胡乔木曾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其实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已十分明确指出中国自身内部所具有的规律性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民族性不是简单形式，而是包含着内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国文化作为内容，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相互结合，最终共同形成世界新文化。并且他对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已有过非常隐晦含蓄的区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民族特点（即民族发展规律）相结合，然后再经过民族形式应用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对此，冯契作了深刻阐释：“在这里有一点必须申明：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仅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与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因此，民族性既是形式，又非仅仅是形式而已。它既体现于形式中，也反映于内容中。只有形式与内容同时得以彰显的民族性，才真正具有强大之生命力。其实，早在1924年叛变革命前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陈公博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就曾预言，中国革命虽深受苏联影响，但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承继民族历史传统，最终一定会走上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它是否走和俄国同样的道路，是有疑问的。正如E. A.罗斯所说，‘如果载着列宁和其他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火车在穿过德国向俄国奔驰的道路上在一座桥上跌落，而且他们全都牺牲，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会采取差不多同样的行动。’人类能够改善自己的环境，但他们不能完全逃避开环境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就有多大，最后中国还是中国，就像俄国是俄国一样，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这种“内容＋形式”以苏联为方法的道路，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后，更是对此更加自觉。“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对中国道路方法论的努力探索，这可谓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富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以此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第二章  “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章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第四章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