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先秦开始,民众对月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知识精英也从不同层面推动月令文化品质的提升。这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汉代倡行“以经治国”,在行政改良、法制损益、礼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援引《礼记·月令》,从而将天子施政的立意,从朴素的“因自然”提升到神圣的“顺天意”高度。然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不断兴起,并逐步取代基层官吏,成为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的组织者、生活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手工副业、商品买卖和文化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到具体而集中地呈现,此后,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