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鉴人心：中国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研究》：
第一，必须注意考察所要选拔任用的人的德行，是否与其将要处的地位相符合。“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精准，也是不易的。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会出现“德厚而位卑者”。即德行深厚而所授予的爵位却卑微。出现这种情况，叫作“过”。二是出现“德薄而位尊者”。即德行浅薄而所授予的爵位却高贵。出现这种情况，叫作“失”。就这两种情况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应当做到“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因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即是说，德行深厚的君子被授予卑微的爵位，虽然也会有一些怨气，但比较小。而德行浅薄的小人一旦被授予崇高的爵位，其带来的祸害就非常深重了。所以，在不能做到完全精准的情况下，则应做到“宁过”“毋失”。
第二，必须注意考察官员的实际功劳业绩，是否与其领取的俸禄相符合。作者强调，“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即是说，对于那些没有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是不可以给予丰厚俸禄的。这是因为，“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一旦出现没有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而得到丰厚俸禄的情况，那么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就不能得到劝勉和鼓励。
第三，必须注意考察官员的实际能力，是否与其承担的官职相符合。作者强调，“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即是说，对处理事情不能取信于民的人员，是不可以使其担任重要官职的。这是因为，“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那些处理事情不能取信于民的人员一旦担任重要官职，那么有才能的臣下就会受到影响不会尽力工作了。
总之，“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在治国理民的实践中，君主能够明察这三个根本问题，那么臣下就不敢不择手段地去谋求尊爵厚禄了。朝中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也就无法兴风作浪了。各种案件也就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了。反之，“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君主如果不能明察这三个根本问题，那么奸邪之臣就会通过不正当途径，不断上爬、升迁。朝中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小人，也会兴风作浪。如此一来，“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君主的耳目就会遭到蔽塞，政令也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措施就会被抛弃，邪恶的事情就会不断出现。这样，国家就要陷入危亡之中了。这就充分说明了君主必须明察上述三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在讲明了“治国有三本”之后，《管子·立政》篇中又接着讲了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四个问题。其一，“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即是说，有大德的名声但不能达到仁爱高度的人，是不可以将治理国家的大权授予他的。因为德行达不到仁爱的高度，表明其胸怀还不够博大，还不能够做到广济博施，还不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拥护、支持。“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操持治理国家大权的卿相，如果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那么国家就要处于危险境地了。“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德行达到了仁爱高度的人，操持治国理政的大权，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利益，因而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样，国家也就能够实现安定太平了。其二，“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即是说，见到贤能者不能够退让的人，是不可以授予崇高地位的。因为不能礼贤、让贤，表明其心胸狭窄、私心重、名利观念强，缺乏大局观念。这样，也就不可能与周围的同僚们在思想与行为上保持和谐一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负有治国理民重任的大臣们，在思想与行为上不能够保持和谐一致，在工作中各行其是，必然要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从而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见到贤能之士能够主动退让的人，表明其心胸开阔，名利观念淡薄，以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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