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破除了学界对暂行内阁的既定认识，作者没有受以往思维定式的束缚，没有简单地依据革命或进步史观来对清末的暂行内阁作价值评判，而是将其放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境中，论述一个危机四伏、行将没落的王朝为挽救朝运所做的自我改良和自我拯救。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在指出暂行内阁先天的弊端和局限性的同时，强调暂行内阁是当时现实中的合理过渡，肯定其因应时代呼声（虽然这种响应是最低程度的响应），对中国政治、法制进程推动的一面，肯定其施政时在诸多方面的作为。作者力图通过对历史情境、事实的还原、辨析和理解来还暂行内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无疑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

　　《“违法”与合理：清末暂行内阁研究》：
　　四、责任内阁的选择之争
　　按照欧美日责任内阁组织方法和负责对象不同，责任内阁可分为英国为代表的政党内阁和日本为代表的帝国内阁。其中，政党内阁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其负责的对象为议会，组织内阁“必用议会多数之党”，以英、法、奥、意诸国为代表。而帝国内阁则对皇帝负责，组织内阁之权“操于君主”，如日本、德国内阁制。其中，李家驹通过对日本内阁制的详细考察，主张清廷宜仿行日本内阁制。李家驹认为在日本，凡是法律、政治“皆所独当。责问弹劾，实职其咎，议不及君”，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权限方面，有操纵议会之权，“本国家之主旨，以审各部政务轻重缓急而经营之，不受议会束缚，且可操纵议会”。此外，李家驹还指出，日本无论大小政务“必以有责任之官吏主之”，而各部有正副之设，因而每部“主任必归一人。否则相互牵制推诿”。
　　根据政党内阁的主要功能有别，又可将其分为三类。其一，政党节制内阁。其二，政党组织内阁。其三，政党监督内阁。其中，政党节制内阁以法国和瑞士为代表，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均根据政党中多数成员的意向为取舍，而内阁则“仅居于委托奉行之地位”。而政党组织内阁则以英国和西班牙为代表，此类国家君主只具有虚位，其一切政权均掌控于内阁总理大臣之手。此外，政党监察内阁以日本和葡萄牙为代表，其君主揽握实权，不仅享有任免官吏的特权，而且还拥有统治内阁与议会的权力，政党与内阁负责纠正君主偏误，均作为君主的耳目。
　　在以上三种政党内阁制中，自然以英国的体制最为理想。在清末，主张英国政党内阁制的代表为梁启超。即使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仍主张实行内阁制，他不仅宣称“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而且还结合国内实情及国外宪制发展历程，对采取共和政体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论证，认为实现共和政体的关键在于国民享有真正的权利，然而中国国民尚无共和之习惯，在政治革命尚未完成之前，“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因此，梁启超认为直接从专制政体一跃而为共和政体，实乃不合国情。有鉴于此，梁启超宣称中国应采取英国式的政党内阁。梁启超指出，“内阁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民”，只有这种政党内阁享有无上之权才会由多数人掌控，“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同时，梁启超还强调，政党内阁的优点在于两党制互相制衡，“两党各标一反对之政见，而各自谓国利民福”，互相竞争。
　　同时，梁启超还认为政党内阁的建立必须有四大共同信条。第一，内阁不仅须以政见相同之人组织，而且其阁员必须同出一党。第二，政府的提议案在国会未通过时，以及在国会弹劾政府或政府不被信任之时，或须解散国会，或内阁辞职，两者必居其一。第三，禁用武力，使人人自由发表意见和审择表决，最终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议案。第四，选举须真实可靠，然后才有民意，达到真正共和之目的，而这关键又在于“政党能健全发达与否”。可见，梁启超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否定了共和政体，主张仿行英国的政党内阁制。
　　实际上，无论何种政体，它必然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综合的结果，而非绝对的完美无缺。其中，在内阁首脑的任选方面，既有英国的议会选举产生，又有日本君主任命的方式，甚至革命党人倡导的美国民主共和制，总统在这方面也有极大权力。因此，驻美公使张荫棠获知内阁总理大臣有“廷推会选”的方式之后，根据自己对总统制有限的理解，奏称“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之职，非独立宪之国此权悉属君主，即共和之国此权亦属于总统”。同时，为防止古代朋党营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张荫棠反对公开推选，认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任选“必要简在帝心，出自朝命”。此外，英国政党内阁制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以来，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基之于渐进”所致，而且其民族有着锐于进取的独立品质，这些都是英国“政制之天然趋势”，因而英国政制并不适合清末的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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