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来，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的问题是中国知识界急欲解决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本书梳理了前辈学者对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三种处理路径：西化派、复古派和调和派，分析了其各自的独到和偏颇之处，尝试回到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张力源点，接续前辈学人的自觉探索和批判，重新审视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道路。
作者提出，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落实与制度表现，倘若没有对于现代化种种现象背后“知识理论”及其“理性化”特质的探讨，此种“现代化之路”往往流于一种愿景或是迷途。由此来看，无论是胡适的“学术独立”还是冯友兰的“自由之路”都有着深层次的理论缺憾，因为二者忽视了现代化进程的理性特质和知识体系。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人生论”则应当自觉予以继承、深化和拓展，尤其是其对应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自觉。
本书对于现代化背后的“知识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以“知识创新”为中心，基于“知识体系”自觉来回应“知识主义社会”到来的理论方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相关方案反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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