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马克思正义观研究》：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互释
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需要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底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机械地套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做出了尖锐批判：“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也就是说，蒲鲁东如同黑格尔一样，把经济范畴的关系看作社会现实的关系，从而试图通过经济范畴的辩证关系来创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而这恰恰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即以范畴的逻辑代替现实的逻辑，结果陷入了泛逻辑主义的深渊。可见，马克思明确反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认识和理解经济范畴，而强调经济范畴只能到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否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拒绝以辩证法的总体观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回答这一问题前，可以先来看看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科西克认为，《资本论》的解释史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向度和哲学向度分割开的历史，并以这种分割作为捍卫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性的前提条件。结果，这种解释史的结论必然是强调“哲学的自我扬弃”，也就是哲学被现实化为对于经济实在的科学分析了。但是，这里所谓的“哲学的现实化”以思辨的方式将现实把握为哲学概念，“哲学的现实化”实质是“现实的哲学化”。因此，在这种解释原则下，表面上维护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把《资本论》解释为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
与这种解释原则不同，科西克提出，《资本论》既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也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它的逻辑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符合它所分析的实在的结构。《资本论》的结构，不是被研究的实在及对它的处理所应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相反，经过科学分析的实在被充分地表现于一个‘辩证有机体，中。它被完成并实现于一个特殊的相符的逻辑结构之中”。“实在的特殊性质是作为’辩证有机体‘的《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基石。从实在的特殊性质出发，《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可见，科西克认为，既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也不是思辨的唯心辩证法，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资本论》的本质特征。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是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总体性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
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总体性解读为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提供了重要视角。这就是，既然《资本论》的经济研究既不是科学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哲学的唯心主义反思，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的具体总体式批判，那么，作为“对资本的理论批判”的《资本论》何以能够澄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特殊性质”？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具有从总体性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能力？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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