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宏大视角阐发“遏制战略”演化进程
彻底展示冷战背后的大战略的内在机理
☆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于铁军教授推荐
☆ 被《美国遗产季刊》（American Heritage）列入“美国历史最佳著作”榜单。
《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然而，凯南不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著述是预测苏联行为的可靠指南。“意识形态”，他在1947年1月写道，“是个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现实的一个决定要素……它的影响是在背景的渲染、表达的方式和贯彻的方法上，而非基本目的上。”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那么少有定形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像许多其他意识形态那样，要应用到现实世界就需要媒介——在这里是苏联政府。这一情况使斯大林可以在任何既定时刻谈论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凯南在“X”文章的一个很少受到注意的部分里写道：“领导地位就是可随意为策略目的而提出它发觉有用的任何论点……并且要求整个运动的成员们忠心耿耿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这论点。这意味着真理并非恒常不变，而实际上，无论从哪点看，它都是被苏联领导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完全谈不上绝对和永恒。”
因此，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对业已决定的行动的一种辩护，而非行动的指南。斯大林在统治全世界以前不可能感到安全，但事情会如此是因为他自己深不可测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因为对实现国际无阶级社会这一目标的任何原则性义务。因此，遏制的目标应当是限制苏联扩张，而意识形态只是在作为这扩张的工具的限度内才造成威胁。
凯南预计苏联不会为了达到它想望的目的而冒战争风险。苏联经济和苏联人民完全无法在上一场战争结束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承受另一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也无法对他们在其国境外维持进攻性军事行动的能力感到自信：在这方面，1939-1940年与芬兰和1904-1905年与日本作战的经历无法鼓舞人心。斯大林不是希特勒，他没有固定的进犯时间表，宁愿在可能的情况下依靠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获取利得。当然，误判仍然是个危险：“战争因而必须被认为至少有可能发生，如果不是很可能，而且是一种足够严重，以致我们的军事和政治规划要充分加以考虑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认为俄国人自战争结束以来有任何认真地诉诸武力的意图。”
比较严重的是通过心理手段实现征服的可能性，亦即这么一种危险：五大至关紧要的工业力量中心当中的两个——西欧和日本的人民可能由于战争和重建带来的双重变乱而如此士气颓丧，以致使自己因为纯粹缺乏自信而易受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甚至让共产党赢得自由选举。由于欧洲和日本共产党人当时是克里姆林宫的可靠工具，这样的事态发展实际上意味着，莫斯科的控制将扩展至笼罩欧洲和很大一部分东亚地区。遏制战略针对的主要就是这种可能的事态——不是苏联的军事进攻，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与苏联势力范围相邻的各国内部的心理虚弱，它使它们，并且因此使总的力量对比易受苏联扩张趋向的影响。正如凯南在1947年6月提醒国家战争学院学生的：“打动国务家心灵并影响其行为的是事物的影像（shadows）而非实质。”
最后，凯南相信，这些影像如果不被驱除，也将使美国社会士气颓丧。国内的民主也许不要求存在一个完全民主的世界，但它也无法在一个完全*权主义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美国的确有一种至关紧要的利益，即至少某些与它相像的国家继续保持独立。“这个问题的实际在于”，凯南争辩说，“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都埋藏着一点儿极权主义。”苏联的威胁不在军事潜能领域，而在“俄国人发现的这么一个可怕的事实当中，即自由民主制社会易受一类组织和宣传伎俩伤害，这些伎俩在概念上全然无所顾忌，并且基于利用人性中的邪恶而非美善。”如果不加抵抗，那么处在美国与世界共产主义中心之间的各国的愈益臣服的局面，可能使美国人“在人类民族之林中”沦于“一种无助、孤立和不光彩的境地”。
然而，这挑战并非没有它的补偿，而且凯南有时甚至显得欢迎这挑战。“为避免毁灭”，他在“X”文章中写道，“美国只需符合它自己的最佳传统，证明自己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存续下去。确实，从来没有比这更公平的国家素质考验。”两年半以后，他告诉国家战争学院的学生：西方民主制的真正问题，在于“一种越来越大的不相称所产生的危机，人的道德性质与处于人主宰下的种种力量之间的不相称。”
……
序
增订版序
第一章 序篇：乔治·凯南以前的“遏制”
第二章 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
第三章 实施遏制
第四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第五章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新面貌”战略
第六章 实施“新面貌”战略
第七章 肯尼迪、约翰逊和“灵活反应”战略
第八章 实施“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的检验
第九章 尼克松、基辛格与缓和战略
第十章 实施缓和战略
第十一章 遏制的完结
第十二章 后记：冷战之后的遏制
附录 国家安全开支在政府总开支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1945-1992年）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