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主要研究日本外交政策和东亚区域一体化、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曾在日本外交安保智库“东京财团”担任研究助理，先后在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访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的国际安全挑战与规范演进研究》，并承担和参与外交部、科技部和国家高端智库多项研究项目。

申险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来从事高校教学、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主要为文化外交、日本研究、国际史等，主要著作有《外交的文化阐释·日本卷》《世界大国文化外交·日本卷》《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等。

日本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由6800多个岛屿组成的弓形结构群岛，主要由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大岛屿组成，它们从欧亚大陆的东北海岸线向下延伸，连接着周围的很多小岛屿，向南连接着琉球群岛、中国的台湾和在南海上的岛屿，形成了一个环绕亚洲大陆东端的岛链。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之外，其他可用资源极为稀缺。日本本岛65%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适合于农耕的田地仅占20%左右。日本狭窄而有限的土地承载着庞大的人口，其东面又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构成让日本从国家建构之初就将西边的东亚大陆作为主要对外发展方向。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要“确保自己在日本海、东海和南海的地缘主导地位，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需要控制朝鲜半岛和中国、琉球、东南亚国家，而后向亚洲内陆扩张。这成了日本的经典扩张路径”Raphael Israeli， “The Three Lakes in Japans Strate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Strategic Analysis，Vol24,No5，2000,pp987-1003。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接受了西方强权政治中“丛林法则”逻辑，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发动侵华战争，企图控制整个东亚大陆，进而实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世纪末，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处于战略上升期的日本打败了当时的清朝，并且迫使其割地赔款。Zhang Yunling， “Emerging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Asia Pacific Review，Vol12,No1，2005，p5520世纪初，日本又战胜沙皇俄国，扩大了自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独占亚洲、排除西方和俄罗斯在亚洲扩张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目标。Gilbert Rozman， “Internationalism and Asianism in Japanese Strategic Thought from Meiji to Heisei”，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No2，2008,p217日本积极地打造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强国形象，想利用军事优势将东亚变为殖民地，从而和西方国家抗衡。日本对亚洲边缘地带的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和东南亚地区展开进攻，之后又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试图最终在东亚大陆上建立一个日本主宰的“大东亚共荣圈”。然而，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失败最终让日本走上末路。

日本的大陆战略取向及其东亚合作绪论冷战期间，日本通过接手西方国家在东亚一系列热战中的“特需”订单而逐渐恢复了其较为先进的经济结构。而后，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和产业分工的方式，在东亚构筑了以“亚洲四小龙”为中间产品供应基地，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工业化国家为零部件生产据点，以中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的产业链和经济合作带。日本很快通过各种组织建构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来主导东亚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应该说，日本所建构的这种“垂直分工”产业结构，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度起到推动和提升的积极作用，但背后却隐含着日本百年来通过对东亚大陆的控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支配和领导整个东亚的战略追求。

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逐渐进入以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的“10+3”机制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进程中。日本开始积极参与到东亚合作中，并试图主导区域制度合作。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2003年，日本与东盟签署《东京宣言》以及“共同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以此抗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尝试获取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性地位。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日本坚持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到“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之中，并且围绕着东亚峰会成员和议程设置同中国展开竞争。2018年8月7日在北京对外交学院苏浩教授的访谈，他表示：“2004—2006年期间我到日本参加东亚区域合作系列会议时，日方智库人员总是强调日本在区域管理和产业建构方面的领导地位，并尽力防范和阻挠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这一趋势让东亚合作逐渐变成了地缘竞争的一部分。2017年10月10日在日本东京对日本青山学院大芝亮教授的访谈。

一、研究问题

从日本百年来的战略选择看，似乎呈现出一种意欲主导东亚大陆的战略取向。日本先后以武力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经济的“雁行模式”主导东亚的发展。1997年东亚开启区域合作进程，日本改变方式，想要以制度引领的方式再一次主导东亚大陆的发展。通过对日本大陆战略取向及其东亚合作行为的研究，笔者尝试创新性探索下面的问题：日本对东亚的战略取向到底是什么？在冷战后的东亚合作中，日本主导东亚大陆发展的战略取向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大陆战略取向在主导日本对外战略的过程中，面临何种外部挑战和官僚政治的掣肘？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将梳理有关战略取向的理论研究，建立战略取向的分析模型，并且讨论大陆战略取向对日本东亚合作行为的影响。一些从外交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将战略取向视为战略目标或者某种战略Bass Gar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97塞尔维亚的防卫政策目标来自其战略取向，即建立有效的防卫系统，和平和良好的安全环境，融入到欧洲和其他国际安全结构中。Hao Yufan，CX George Wei and Lowell Dittmer，eds，Challenges to Chinese Foreign Policy：Diplomacy，Globalization，and the Next World Power,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2015，p58、战略方向和重点Schenker David Kenneth,Dancing with Saddam：The Strategic Tango of Jordanian-Iraqi Relations,Lexington Books，2003,p91事实上，伊拉克和美国之间的平衡行为给约旦1990年依赖的外交政策打上了标志，约旦的战略取向有时倾向于它的贸易伙伴伊拉克，有的时候倾向于地区安全伙伴美国。Shambaugh David， “Assessing the US‘Pivot’to Asia”，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7,No2，2013,p11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主要战略取向是东南亚。、战略传统Ikenberry GJohn，Chung in Moon，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Debates，Issues，and New Order,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p24-25伊肯伯格认为美国有现实的和自由的两种取向传统。。这些研究虽然使用了“战略取向”这一说法，但是对其定义和影响战略行为的过程缺乏讨论。除了这些研究外，现有对战略取向的研究主要有三类，即战略文化对战略取向的影响、战略取向类型学和战略取向对外交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出了有意义的讨论。但是，既有研究并未系统性回答战略取向如何影响了战略行为。战略取向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主要战略方向和战略路径，明显地影响了战略决策和战略行为。一个国家可能具有多种战略取向。当倾向于某种战略取向的政治家成为领导人后，和他有相同或相似战略取向的人可能会聚集在他的身边影响战略决策。为政治家提供战略方案的政府机构也非铁板一块，政府机构之间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同的取向。这就让战略决策成了一个不同取向之间相互博弈、最终影响战略行为的过程。

随着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影响力提升，日本越发难以主导东亚大陆的发展，大陆战略取向逐渐陷入困境。日本不得不从大陆退向海洋，寻找新的战略力量应对现状，海洋战略取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作为传统的大陆战略取向是否有可能再次回归主流？或者，日本会不会选择海陆并重的战略目标？换而言之，日本是选择同中国共同推进东亚合作、追求共同发展，抑或不愿放弃主导合作进程而实用主义地利用东亚合作？无论日本做出何种选择，都对中国的东亚合作政策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了解日本外交决策者的看法对于分析其对外政策十分重要。外交决策者的认知、外交构想、政策判断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笔者利用近年来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公开的大量史料就日本的外交决策传统进行研究，希望能够追溯其大陆战略取向在战略决策中的战略传统。同时，笔者对日本现任和前任外务省官员、防卫省官员，以及日本知名学者进行了访谈，以此为基础思考日本东亚合作的战略决策，并对其进行更为直接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二、文献综述〖1〗（一）国外研究成果〖1〗1作为大战略的东亚合作对于日本大陆战略取向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本大战略的讨论。日本庆应大学的细谷雄一教授在其所著的《日本对东亚的两个战略：日本外交战略的演进》中认为，日本有两个大战略或者说是两个战略取向，即“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东亚共同体”。前者是“价值取向的外交”，日本将加深和有所谓相似“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后者则是“利益取向的外交”，日本将加强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关系，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两种构想并不必然矛盾，是基于两种思想和战略取向。”Hosoya Yuichi， “Japans Two Strategies for 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Japans Diplomatic Strategy”，Asia-Pacific Review，Vol20,No2，2013,pp146-156他认为，决定某种战略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国际环境和战略决策。外部的地缘环境决定了日本对亚洲有两种地缘构想；政府机构和政治精英选择某一种构想，将之转变为战略文本，反映在战略决策中，最终落实为战略行为。

如果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一种战略取向的话，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岗崎久彦认为，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大战略构想日渐明确，就是以军事手段控制亚洲，将亚洲作为实现其争霸全球战略目标的支撑。Okazaki Hisahiko,A Grand Strategy for Japanese Defense，America University Press，1986，pp75-76日本从海外获取先进技术在亚洲建立经济优势地位，同时以军事力量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提升其国家威望，最终建立一个囊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大东亚共荣圈”。Mimura Janis， “Japans New Order and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Planning for Empire”,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Vol9,No49，2011,p7；Harrison Mark，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将自己视为亚洲的“优秀种族”，想要领导亚洲国家实现其所谓的“共存共荣”。这种心理在冷战后依然作祟，日本认为自己是接受西方先进文明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以高傲的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在东亚构筑其领导的“垂直分工”体系。Pyle Kenneth,Japan Rising：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Public Affairs，2009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日本在东亚构筑“雁行模式”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延续。Fumitaka Furuoka， “Japan and the‘Flying Geese’Pattern of East Asian Integr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Vol4，No1,2005，pp5-7在查莫斯·约翰逊看来， “这一战略的实质是在亚太地区建造一个新版‘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次是建立在真正繁荣的基础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日本在政治上安抚中国，在经济上使中国更加依赖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形成真正的劳动分工；利用其大量的经济外援作为战略手段，与目标国家建立长期的联系；让新立的天皇出访国外，以消除二战期间军事掠夺造成的不利影响；将人员和贸易公司派驻到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尼、缅甸、俄罗斯亚洲地区以及朝鲜”。\[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刘东国译:《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埃里克·赫金博瑟姆和理查德·萨缪尔斯也同样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大战略和明治维新后的政策有相似的逻辑。日本把获取的技术转化为在东亚的经济主导地位，进而在政治上实现“正常国家”诉求，其最终目的是在保证自己经济安全的同时和美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Eric Heginbotham，Richard JSamuels， “Mercantile R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1998，p174

主导亚洲发展的战略惯性延续到日本冷战后的东亚合作行为中。从地图上看，无论是“10+3”领导人峰会还是“10+6”东亚峰会，其成员构成基本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重合。而且从战略实施的过程来看也极其相似，先是掌控东亚大陆边缘地带，而后向东亚大陆腹地进发，最终以掌控东亚大陆整体作为战略目标。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是日本都将东亚大陆作为主要战略方向，力争在东亚大陆塑造一个对日本有利

……

绪论（）

第一章日本战略取向的理论框架（）

第一节战略取向的定义和影响因素（）

第二节日本战略取向分析模型（）

第二章主导东亚的战略追求（）

第一节近代的霸权战略取向（）

第二节冷战期间大陆边缘地带的再拓展（）

第三章引领东亚的合作发展（）

第一节东亚合作的酝酿（）

第二节“10+3”区域合作框架下塑造领导角色（）

第三节东亚的战略空间意义（）

第四章塑造海洋东亚：重构战略领导地位（）

第一节大陆战略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塑造海洋东亚和大陆东亚的对抗结构（）

第三节寻求在东亚的战略领导地位（）

第五章双重战略取向的艰难选择（）

第一节双重战略取向的矛盾（）

第二节大陆战略取向回归主流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