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的制度比较：对阿莱格雷港、纽约、南昌的案例分析》：
从秘鲁和其他一些失败的案例显示，参与式预算的制度设计不一定是包容和变革的，只有当参与式预算吸纳更多的穷人和原本被排挤在政治制度之外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变革既有的权力关系。美国的参与式预算主要通过以下四方面来清除参与中的障碍：
首先，在参与式预算的项目主体设置上，从理论角度来说，参与式预算可以用于解决任意一项公共资金的使用问题，比如，营建商品房和城市地标，但是美国参与式预算基本都是用在公众都能享用的廉租房、学校和公园娱乐设施上面。在芝加哥，议员130万美元的分配款只能用于很紧迫的事务，各个社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富庶区域的提案常会被搁置，资金优先给予低收入和边缘人群，根据历年以来的统计，参与式预算的优胜项目都是公立学校和公共住房项目居多。
其次，在对社区领袖的培养上，让他们来带动弱势群体的参与是美国参与式预算的一大特色。一般情况下，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制定规则和流程，社区成员至多有权利去修订章程，很少有机会从头介入。而理想的参与式预算是要去重塑政府的过程，公民应当被赋予制定规则的权利，特别是想要吸纳那些制度外的声音时，这部分信息应当被考虑进来。因此无论是在纽约还是芝加哥，在设立规则制定机构的督导委员会时都考虑到成员最大的广泛性。芝加哥的督导委员会中有来自各地区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纽约，督导委员会特地邀请了在善治、教育和社区赋能方面的代表一同加人流程的设置，后来因为加入的选区越来越多，还搭建了选区委员会的平台供大家商讨行为规范。这种多层级、多角色的政策制定体系对于发掘社区的能人大有裨益，这些能人在本社区有较强的领导力，往往要依靠他们来组织会议并辅助预算代表的工作。而当年度参与式预算结束之时，也会有一系列的工作坊供参与者来回顾过程中的不足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建议也会被实时反馈给市议会。社区的领袖在其中感受到被赋权，并将这种权力意识传递到个体公民，他们不仅参与到预算的决定中来，也更加关心公共生活，关心选区办公室的其他工作和本地社会组织的工作，参与式预算更像是一个入门的政治生活平台，公民和社区领袖可以从这一道门进驻更广阔的公共事务中。
再次，则是为了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参与式预算发展至今，都面临一个参与的瓶颈问题，而美国作为后来才实践参与式预算的国家，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个问题。为了吸引不同的人来参加，“让民主有趣起来”，参与式预算结合了很多游戏和文化活动让参与者乐在其中。同时为了降低参与的门槛，采取了诸多举措，一般来说，低收入人群是乘坐公共交通的常客，社区活动会安置在不同公共交通的枢纽，这样能更好地便利他们参加。美国参与式预算也非常注重青年和老年人的意见，邻里会议和投票日期都分散在不同的时刻，特别是晚上和周末更加符合这部分人的需求。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语言翻译也是必备的，能更好地动员多族群参与进来。美国参与式预算的指导手册和宣传片也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在展示环节，预算代表和民众会以各种形式装点自己的项目，参与式预算的投票点还常常设在博物馆、图书馆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
最后，也是美国参与式预算一大初衷，即如何动员到那些代表性（underrepresented）不足的人群。因为即便消除所有的参与门槛，边缘的民众还是需要“邀请函”来参加，因此各个城市一再动员低收入、有色人群和移民，市议会和志愿者利用竞选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比如，上户、传单发放和与当地组织沟通。从统计结果上来看，根据纽约市2015年对投票结果的统计分析，参与投票的人中23%是没有正式选举权的人，12%未满18周岁，10%不是美国公民；投票人中57%是有色人种，而440/0投票者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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