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协调机制的成效
在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为跨部门政策协调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政府不同层面实现外交与军事议题的跨部门协调。在国家层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平台为国务院与国防部助理部长级别以上官员提供了定期政策协调的渠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的层级架构呈金字塔状，从总统、部长、副部长到助理部长级官员实现逐级分工，政策权力从下到上趋于集中，政策协调工作量从上到下逐渐增大。下级官员为上级官员逐级提供政策协调支撑，有助于减轻上级官员的工作负担，使其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外交政策，优化了外交政策流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两大工作班子经过整合，形成“国家安全工作班子”，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领导下，能够扮演国务院与国防部政策协调的“中介”角色，有助于总统对外交政策协调过程实施掌控。在部门层面，国务院与国防部也建立起跨部门政策协调的渠道，从副部长、助理部长、助理部长帮办、国家主管直到业务负责人都有逐级政策协调的渠道，这有助于实现合理工作分工，提高政策协调效率。在一线基层，驻外使馆和联合作战司令部也建立起梯次性协调机制，为解决不同性质的外交政策议题协调提供了便利。
二是对重要外交政策议题实现专业化协调。针对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专门机构，由国家安全工作班子幕僚领导，负责政府跨部门政策协调。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设立了应对网络安全、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边境安全、信息共享等议题的协调机构，①体现出政府对上述政策问题的重视。成立专业化的政策协调机构不仅有利于提高政策协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总统对重要外交政策领域跨部门协调的总体掌控。同样，国务院与国防部在部门层面也分别设有针对特定政策议题的跨部门协调机构，提高了部门层面政策协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在部门层面政策协调实现归口化管理。在这方面，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务院与国防部联系的枢纽，政治军事事务司统筹负责例行外交政策议题的跨部门协调，推动两部门在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合作，并统一管理国务院与国防部的人员交流项目。政治军事事务司为处理军事与外交事务的例行跨部门协调提供了便利，避免了部门之间多头协调和重复协调的弊端，有助于优化跨部门政策协调管理，提高政策协调的效率。
总之，国务院与国防部政策协调机制在不同层级实现了梯次分工，由专业化机构负责对重大政策议题实施协调，而且在部门层面由归口单位对政策协调提供保障，这些都体现了跨部门政策协调的良好成效。
二 协调机制的问题
当前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挑战，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部门能力与角色失衡，二是国家安全工作班子机构臃肿，二者均导致政策协调效率低下。
一方面，国务院与国防部部门能力与角色不均衡，这是协调机制的遗留问题。部门能力与角色不均衡首先体现在国务院人员编制与财政预算相对紧张与外交政策任务需求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与国防部相比，国务院人员编制少，外交官数量有限，加上财政预算小，极大地限制了国务院职能的发挥。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对灵活使用软实力的需求急剧增长，要求国务院参与的任务更加多样，这更加突出了国务院资源匮乏、人员缺编的问题。此外，国防部与国务院人员交流任职项目的拓展需要国务院提供更多的外交官，这进一步增大了国务院的人才队伍建设的压力。国务院与国防部部门能力与角色不均衡，使得军政协调机制的天平向国防部倾斜，导致外交政策“军事化”倾向愈演愈烈；同时，国防部人力资源与财政预算的相对优势使得军方具有更大发言权，削弱了国务院在协调机制中的权威和份量，不利于机制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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