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安全事故成因的技术哲学研究》：
第一，技术风险演化的时空扩展性。技术风险研究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最早关注的是与工厂相关的职业性危险，后来渐渐地转变到对技术造成的负面效应的认定和评价。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是技术风险的日益社会化和全球化，即技术风险的发生不再是局部的，而是空间上跨越式存在和演化的。技术风险及其灾难性后果，已经并且正在打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出现由点及面、从区域向全球扩展的趋势。洛伦兹一定想不到，他在1963年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会被如此多的技术风险验证：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千里之外的中东欧和部分西欧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计算机病毒借助网络扩散可以席卷全球。与空间上的特征相比，技术风险在时间上往往是代际存续的。很多技术风险不仅影响当事人和当代人的现时生存，还会影响他们的未来生存，甚至还殃及下一代或下几代人。例如高强度核辐射以及有毒有害物品摄人人体等，都会对当事人造成长期伤害，并对后代人产生长远影响。当然，包括技术风险在内的“各类风险在各种时空范围内传递和蔓延的准确模式至今还依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①，技术风险的时空扩展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二，技术风险后果的高度危害性。随着技术功能的日益彰显，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越来越刺激人们为之不懈地追求，技术也因此在攀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中不断升级。但是，技术在酝酿成功的同时，也酝酿风险。研究表明，技术风险的等级与技术的等级成正比例关系，技术越是“高、精、尖”，技术风险的后果就越严重，危害性就越大。核技术是高技术的代表。核能源曾经被誉为“既干净又安全的能源”，可是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核泄漏事故是如此频发，以至于在未发生核战事的情形下，“核威胁”也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退一步而言，即使是传统技术，其危害性也常常令世界震惊。1984年12月，美国的跨国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的一家农药厂毒气泄漏致3000多人死亡，20万人身体受到严重损害，67万人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受影响人口达到150多万。
第三，技术风险出现的迟滞性。技术风险主要存在于技术的应用过程。从问世到推广普及，一项新技术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技术开始应用到出现大规模技术灾难的爆发，常常要经历相对漫长的时间，本书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风险的迟滞性。研究表明，不同的技术引发灾难的迟滞时间有很大的差距，如核物理技术约为50年，化学技术多在100年以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成果的转化周期在逐渐缩短，技术风险迟滞的时间也会相应缩短。技术风险迟滞性十分有害。正因为存在迟滞性，在技术应用之初，人们容易忽视和忽略技术风险的存在，而一旦技术风险和灾难大规模爆发，就已经失去了应对技术风险的最佳时机。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技术风险，比如在技术风险的“潜伏期”就要做好技术风险的预测、评估和防治方案，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或推迟技术风险的“高峰期”。
第四，技术风险结果的逆目的性。一般认为，人类对技术进行消极应用是技术产生恶结果的根源。比如通过遗传工程技术生产抗药物和疫苗的致病菌来制造基因武器。但是，“善技术”也会出现恶结果。比如，生产阿司匹林的本意是治疗感冒头疼，阿司匹林也一度因为特效被列入完美药物的名册，但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70年代，医学界通过重症出血病人的研究意外发现该药对人的血象有危害，转而又警告人们谨慎服用该药品。毫无疑问，当初开始生产阿司匹林，纯粹是出于治病救人的善良愿望，然而大量服用却会给病人带来负面的后果。我们把这种技术或者技术产品应用结果与初衷相悖的特征称为技术风险的逆目的性。技术风险的逆目的性使人类难以十分自信地面对新技术，因为新技术应用的远期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技术风险的逆目的性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技术应用的初衷不是检验技术善恶的标准，评价技术善恶要从后果出发；二是对技术应用的后果要做长期、全面、反复的预测、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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