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19年全国工会学研究会年会参会优秀论文集，是2019年全国工会学研究会各成员单位在工会与劳动关系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示。本书共分为新中国成立70年工会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70年工会实证与实务，以及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工会工作三个方面。
奥尔森的诘难似乎获得了来自工人运动的经验印证。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国际工人运动实践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激进上演。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法国1796年劳资冲突为4400次，1985年降至2000次；英国1985年罢工为813次，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罢工35次，为美国现代史最少。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日渐沉寂，工人的抗议逻辑被资本的新控制手段以及调和主义策略所击败，取而代之的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妥协。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中认为，资本家阶级已经意识到工人个体利益在瓦解工人阶级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构建集体谈判制度、奖惩制度、申诉制度等机制，以争取同更多工人开展合作，从而引导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制度体系形成心理认同，工人阶级激进组织逐步走向衰落和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工人阶级组织理论，在正本清源中回应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
二、工人阶级组织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是在劳资关系对立条件下具有同等地位和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发展为“自为阶级”。所谓“组织化”，就是社会成员从分散化的个体化存在走向集中化联合形态的过程。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力量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结构力量、政治机会、社会网络与阶级意识是实现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必要条件。
（一）结构力量
怀特（Wright）将“结构力量”定义为“经济系统中工人所处的位置所形成的力量”，它由市场议价能力和工作场所议价能力两部分组成。在市场议价能力方面，工人以商品形式出现在劳动力市场，工人能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完全取决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并且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行情深受外部经济形势影响，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意味着工人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工人干得越多，得到的反而越少。即便工资状况有所改善，“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为了增强与资本谈判的市场议价能力，单个工人必须走向集体联合。在生产场所议价能力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机器体系的革新实现了对熟练工人的替代。非熟练工人排挤了熟练工人，女工、童工排挤了成年工人，“机器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机器体系导致工人陷入生存绝境，这直接刺激了工人阶级采取组织化的集体抗争行动，“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反抗”。不难看出，工人阶级在市场议价能力和工作场所议价能力方面具有先天劣势。工人阶级被资本任意摆布，食品危机和经济波动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在目前的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组织化的集体抗争行动——组织工会与发动罢工——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反抗资产阶级、维护工人工资和权益、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境况的有效方式，“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
（二）政治机会
政治机会是从国家法律、政府治理、公共政策、民主政治等方面考察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可能性与实现方式。政治机会可能是封闭的，抑制或限定了工人阶级组织化趋向；政治机会也可能是开放的，为工人阶级组织化提供合法性制度空间。其中，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结社法》对工人阶级组织化影响深远。在此之前，由于资产阶级政府当局和法律体系剥夺了工人的自由结社权，因此工人组织和团体（如工人救济会、工人通讯社、行业工会等）绝大多数处于秘密状态。182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结社法》，“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结社法》出台后，过去长期处于隐蔽状态的工人组织立即转正、亮明身份，同时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或减轻劳动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纷纷成立，“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政和歧视”。除了《结社法》使工人阶级获得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议会制度的改革、普选权的实施、劳动关系领域立法等，都为工人阶级组织化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工人自主结社的政治机会在1824年以后明显增多了，工会组织甚至一度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占得优势。
（三）社会网络
工人阶级组织化，也是工人个体之间发生联系，告别分立与竞争，走向联合行动的过程。社会网络为理解工人阶级组织化提供了一个中观视角：“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其原因在于人们所处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工人阶级位于两种社会网络中，一是工厂网络，二是社区网络。在工厂网络中，工人阶级在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规训下，逐渐培养形成了高度组织性和严格纪律性的品质，“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而在社区网络中，工人生活聚居区与富人完全分离，他们的居住条件、饮食状况、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国民教育、道德品行等高度相似，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此进行了详细叙述。相似的遭遇、悲惨的命运使工人个体之间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和情感互信，进而形塑了“英国工人在社团中和政治原则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另外，交通工具的改进与交通网络的拓展（尤其是铁路交通的发展和蒸汽动力机的使用），也为工人阶级从农村向大城市聚集、从分散走向集中创造了有利条件，交通网络把不同规模的城市联结起来，打破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阻隔，城市规模疾速扩张，“工人团体、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首先就是在大城市中产生的；信息资源的传播和扩散，如报刊产业的发展、工人领袖的公开演讲和辩论、工人通讯社的建立等加速催化了工人阶级组织化进程。
（四）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从自发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中介环节。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工人阶级在集体行动中直接获得并积累形成的政治经验，二是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批判，前者是直观的感觉经验，后者是抽象的理论体系。随着工人运动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工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的方式，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组织不仅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它一旦形成，反过来会进一步强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对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教育是工人组织的一项基本职能，具有长效性与稳定性、广泛性与针对性等优势，工人组织“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的相对松绑为工人组织的合法性出场提供了制度空间，社会网络的搭建和拓展从微观层面巩固了工人之间的联合基础，阶级意识的觉醒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最终朝向组织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另外，工人阶级受宗教传统影响而自发形成的宗教团体，工人结社过程中的模仿机制等也在工人阶级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中国工会改革创新（2020）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工会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工人阶级组织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刘佳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工人运动事业和工会工作发展
历程与经验启示问题研究 武玉芳 朱艳菊 洪芳 /19
中国工会基本职责的实践基础与科学内涵 李磊 /42
创新开拓新时代工人运动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 彭维锋 / 50
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分析 王艳霞 / 57
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洪芳 /6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工会实证与实务
上海劳务派遣、项目外包职工队伍状况调研 陈超 宋紫薇 牛雪峰 詹岳雄 /87
关于激发基层工会活力途径与方法的研究 范丽娜 /113
推动高校非事业编职工入会工作的探索——以天津为例 陈晓 王艳霞 / 131
中美贸易摩擦对湖北省产业工人队伍稳定性及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的影响的调研 夏勇 罗远业 彭红艳 单真 /142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调研报告——以济南市为例 李丽娜 韩笑 张秋静 /151
职工权益维护的协同推进——基于广东劳动争议司法裁判案件的分析 周芳 姚仰生 蒋进 蔡思侬/171
集体性劳资纠纷中工会维护职能的发挥——Y厂案例分析 罗俊池 /183
三、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工会工作
从广覆盖到真认同：新经济下工会组建方式的变革 姚仰生 /195
智慧工会的数据流动机制研究 韩峰 /209
从工资集体协商角度拓展互联网+工会及大数据 龚申 /217
数字经济范式下企业组织形态和劳动关系新变化及工会应对策略 陈楚庭 王学真 /226
构建智慧工会的内涵研究与路径分析——基于对上海工会工作网络化、
信息化的探索实践 李学兵 汪思齐 /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