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路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0年下半年起，陈独秀、李汉俊便通过各种关系，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了联系。1920年底，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标榜进步，好谈社会主义，被时人称为"社会主义将军"，邀请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于同年12月中旬从上海到广州。他的上海党组织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
陈独秀到广州后，一面处理广东政府的教育工作，并帮助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整顿组织，一面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寄给上海的李汉俊。李汉俊看到党章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此很不满意，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于是他也写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李汉俊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看了考茨基的著作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所以主张地方分权也不奇怪。李汉俊的建党主张，自然不符合列宁主义建党原则，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威，党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寄到了广州，陈独秀看后很不高兴，就从广州写信责备李达，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李达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不过陈独秀确有些家长制作风，他原本与李汉俊就有一些意见和分歧，这件事又加深了他俩的裂缝。李达夹在中间，担心由此造成组织的分裂，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但是，李汉俊的脾气很倔，不肯接受调停，甚至放下书记不做，负责的《新青年》也不编了，还把党组织的名册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担任书记。李达出于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只好接受了。就这样，李达负责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
1921年6月初，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原名亨德里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6月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动身前往中国，6月抵达上海）作为驻中国的代表来到中国。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到了上海。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加快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中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据此，两人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李汉俊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进行联系，并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
接着，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同时，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了100元路费。
当时，中国处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加之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数又多寡不一，多的如北京党组织有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而日本的留学生中，党员实际上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党组织负责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当时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万事开头难，在连党的中央机构都未建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名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当时已是暑假，这几个人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补课。推选代表的会议就是在这所学校开的，李大钊没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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