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县历史悠久，始建于秦，古称武阳，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半丘半坝，物产丰富。境内，南河、府河从北至南蜿蜒而来汇于江口，流人岷江。彭山，是北通成都、南扼乐山的交通要道，是川西南重要的货运物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世纪中叶前的彭山，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停滞不前，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商品、资本输入，大批洋货像潮水般涌进城乡，白银外流，物价飞涨，导致城镇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破产，自然经济解体，彭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境内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和连年混战，彭山人民更是雪上加霜，处境更加悲惨。
在1916年至1933年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的17年间，仅有面积465．32平方公里、人口15万的彭山，年年有驻军，岁岁有兵灾。这期间，前后有川军第一军第一混成旅第一团，第二师第四旅，第二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军第四师、第八师，第三军第五、第七混成旅及骑兵团，第三军刘成勋部赵万清团，以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一军的部队驻防彭山。 驻防彭山的大小军阀，凭借手中的武力在防区内实行军事专政，防区实际成了独立王国。他们为了养兵、打仗，增强实力，竞相扩展地盘，扩充军队，拼命在防区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把巨额军费强加在防区人民头上。1916年始，防区制兴，列财政首位的田赋收入为驻军截留。军用不足，乃预征粮税，将本是一年一征的田赋增加到一年数征或十数征。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苛捐杂税，其税额之重，全国罕见。1923年，驻军团长彭光祖之兄、师长彭光烈来县，一夜逼迫彭山筹集现款2万元。随后，川军第三军第五混成旅第七团团长万成又率部来县，强要军饷，击毁县行政公署、征收局、堰管局等处，县知事李肇基逃往眉山。1924年2月9日，熊克武、但懋辛溃军过境，由县境绕城而过，强行预征三年粮税。1927年，李瑶任县知事，兵役、军饷叠压，一再酿成命案。2月，农民张卓宣为民请命，反对征粮过重，被活活打死在彭山县行政公署。5月，谢家乡王朝珠为捐税所逼，奋起击毙团丁杨廷玉，招致抄家查办。到1930年，彭山田赋已预征到1940年。广大农民不堪捐税重负，上天无路，人地无门，苦不堪言。
1932年，四川历次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二刘”大战爆发。战线绵延川北、川西、川南，纵横千里。“岷江之战”是这次大战的最后一战，“岷江之战”的主战场就在彭山。1933年7月，刘文辉为刘湘的“安川军”联军所败，退出成都，率六个旅的兵力来彭山扼守岷江西岸，与刘湘在岷江东岸的唐式遵师及李家钰部对垒。两军在岷江交战，对峙一个多月，至8月14日刘文辉败退邛崃，“岷江之战”始告结束。两军交战，枪战炮战交施，两岸民房被毁，百业凋敝，生产停滞，市井萧条，筹粮筹款倍于往昔，兵燹给彭山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广大农村，彭山近50％的良田沃土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手里。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得靠租种土地和出卖劳力谋生。佃农们每年要把全年收获量的50％—70％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还要无偿地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并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佃农们终年辛劳只得三至五成，致使广大佃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遇水涝干旱和兵灾人祸，饥民成群，离乡背井，四处求食，死于沟壑。在城镇，工人也度日艰难，每天上工时间达12小时以上，且常遭失业之苦。
人祸既重，天灾又复频仍。1917年夏，彭山涨大水，岷江水位高达429．3米，城南城墙坍十余丈，沿江一带冲坏土地2890亩。1920年，彭山又大旱，瘟疫流行，仅城内就死亡近千人。
P3-5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