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渝委史〔2019〕40号）文件精神，重庆市铜梁区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开展《口述铜梁党史》的编写出版工作。本书以铜梁历史发展为主线，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活动为重点，精选精编不同时期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的口述或回忆形式，形成文章64篇，以独特视角展现中共铜梁地方组织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光辉历程、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
中城镇消费合作社全称“保证责任铜梁县中城镇消费合作社”，是中共铜梁地下党县委联络点及经费筹集企业。合作社是铜梁地下党县委领导并直接参与的一个股份制合作企业，里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这个社成为我党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据点，成为党的秘密接待站、联络站，为地下党和抗日筹集经费物资。同时是中共铜梁地下党县委首次直接抓经济工作，试办股份制合作企业成功的典范，时间长达13年之久，为我党基层党组织抓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巴川镇，明清时称“巴川里”，1930年改为四城镇，1935年改为中城镇，1940年改为巴川镇。2006年10月，巴川镇分为巴川、东城和南城3个街道办事处。中城镇消费合作社三易地址，均属今巴川街道办事处。
1935年10月，铜梁国民党县政府为了整编户籍，推行保甲制度，开办了铜梁县联保书记户籍员训练班，培养乡镇基层人员。当时，未能升学的青年阮肇成、上哲夫、康漱伦、陈祥林和我，为了寻找工作出路考入该班受训。
训练班中开有合作社法、户籍法等课程，阮肇成等在学习中受到启发，准备通过组织消费合作社搞一个实业基础，作为前进的起点。经筹划，由阮肇成去找刘国刚商量。刘国刚是阮肇成的同学，在县政府收音室工作，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刚对阮肇成等人的想法积极支持，认为建立消费合作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既不缴纳税，又可避免商人从中剥削，还能有效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方便，为社员创造福利。它不仅有利于团结各界人士，增进友谊，而且还可以建立自己的实业。刘国刚受地下党铜梁县委指派，积极参与消费合作社筹备工作。
训练班结业后，阮肇成向一些亲近的同学和同事谈了组织消费合作社这个美好的设想。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由刘国刚负责草拟宣言及建社章程，办理立案手续；由我和杨德培、阮肇成、胡陈刚、章民候、上哲夫、宋鸣皋、陈方弼、何肃懿等铜中同学为基本社员，再分头发展他人入股。当时阮肇成、杨德培是小学教师，就由他二人负责发动小学教师入股；刘国刚负责发动县政府的公务人员入股；章民候是商人，就负责联络商人人股。为了找个“靠山”，又请了当时铜梁政界有名人物刘代芹做社员。社员入社股金每股5元，规定1人不得超过10股，以防止企业为少数人操纵和垄断。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工作，1937年秋，“保证责任铜梁县中城镇消费合作社”终于在巴川镇（现新南街8号）诞生了。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代表大会，由其产生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成员5人，监事会成员3人。由理事会、监事会分别推选主席1人，理事会主席由共产党员刘国刚担任，监事会主席由共产党员陈文焕担任，具体领导和监督社务。下设经理1人，由理事会成员阮肇成兼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理事会、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2次，社员大会每年年终召开1次，由理事会主持。合作社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宗旨，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廉洁自律、团结互助，为合作事业、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城镇消费合作社创建初期就有社员110余人，入社资金达1200余元。1938年冬，社员人数增到150余人，资金总额1500余元，是合作社的极盛时期。以后，入社人数逐年小有增加。
建社初期，因房屋狭小，经营范围仅限于油、盐、米、酒、纸张等生活用品。经理阮肇成雇请漆梓南为店员，社员宋鸣皋义务协助经营业务。1938年春，为扩大业务，合作社决定从新南街迁到西街。那里有两间铺面，一楼一底两层。屋子较宽，地势适中，于是开设了杂粮、调料、布匹、文具、烟酒、纸烛等经营项目。
1938年5月，阮肇成经濮文昶、雷汝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安排了共产党员游文俊、游光明、张湘泉、黄德玉（女）、李淑群（女）、杨德培、胡陈刚、雷汝维进入合作社，加上原有的党员，共有16位党员在合作社工作。
1938年底，合作社进行改选，选我为经理，我先后雇请汪福阳、兰少容、漆先良、陈世厚为店员。以两个铺面为营业部，楼房除用作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外，另辟寝室两间，内设床铺3张，用以接待“来宾”及留宿远道来城的社员，还置有书报、棋牌、乒乓球等供社员文娱活动。
1938年秋，我请假离职后经理仍由阮肇成兼任。1939年，改选共产党员杨德培为理事会主席兼任经理。1941年，由黄仲达接任经理。1942年冬，由于时局动荡，生意不旺，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决定改营熟食业。1944年，社址由西街迁往正街（原百货公司大集体门市部，现为步行街解放路14号），易名为“合作食堂”，一直经营到解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铜梁地下党利用合作社这个合法组织做掩护，委托阮肇成负责合作社内联系和接待党内同志，商谈党的有关工作，直到1939年春阮肇成调任养正校教师为止。
抗日战争期间，合作社负担了铜梁地下党领导的大众宣传队的活动经费，并曾组织过义卖活动，将所得盈利830元，另同义染的棉布1500尺和发动捐献的寒衣35套，送往了前线，为支援抗日在物力、财力上做出了贡献。1939年起，党在巴川地区的地下联络点转移了，但地下党员杨德培、游文俊、阮肇成仍多次在社内接头，共商革命大计。杨德培还派合作食堂学徒杨忠全两次与蒲吕李湘石秘密通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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