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治沙英雄石光银的人生故事。石光银，陕西榆林定边人，中共党员。他是中国治沙种树成功、成立公司以企业化的方式治沙的人，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四十多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营造出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彻底改变了“沙进人退”的恶劣环境，并且帮助沙区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由于他对国家、人民和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他曾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世界优秀林农奖”等荣誉称号。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他“七一勋章”，对他的先进事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本书艺术地再现了石光银坎坷然而辉煌的人生。
后记
我和摄影家高蕴辉在毛乌素沙漠地区前前后后生活了两个月，在定边县委宣传部安排下，我们来到了治沙英雄石光银的公司。起初我们住在沙区农户家中，给农户添了不少麻烦，他们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往往是带着水和干粮下地干活儿一天才回来。为了我们，就要从地里跑回来做饭。为减少和避免这种情况，更为了和石光银零距离接触，我们搬到了石光银治沙公司的办公室住宿，一日三餐就在公司的简易小食堂里。一个多月来，我们多次采访各年龄层次的治沙人员，多次跟随石光银进入沙区和林区踏勘和检查工作，并顶着烈日甚至冒雨参加了植树活动。
住到公司以后，因石光银经常住在公司，我就有了和他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常常坐在公司大院里，乘着月色聊到深夜。石光银治沙已经五十余年。他是因为八岁时被沙尘暴卷到三十里外的内蒙古，幸亏被牧民所救，而他的小伙伴被刮得永远失去了踪影和下落，所以他立志治沙。他的事迹广见报端和网络。治沙生活无疑是艰苦、枯燥和乏味的，没有超乎常人的远大目标和毅力，不可能坚持多年。而他的治沙是自发的，与一般林场、农场不一样，没有人给他定指标、定任务。正因为如此，更显得可贵。他是中国治沙种树最成功、治沙面积最大的一个人，是以承包方式治沙的第一人，还是成立公司以企业化方式治沙的第一人。在补贴政策多年未能到位的情况下，他一心想着国家，办起很多小企业，以副养主，为国家承担了本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他还把儿子石战军培养成新一代治沙精英，石战军是定边县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是共青团中央十五大的陕西省代表。就在石光银年老多病，打算交班给儿子的时候，石战军却在参加植树节活动的路上出车祸去世。石光银仰天长叹，老泪纵横。痛失爱子的石光银在掩埋了儿子的第二天，即在公司召开会议安排治沙工作，并将儿子没有完成的事业重新接了过来。他说：“额还有孙子，额要培养孙子继续治沙！”石光银曾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第一个“治沙英雄”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作为中共十八大代表出席会议，两次作为中国治沙代表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世界级会议，获得“世界优秀林农奖”。
我在他身边体验生活，时时感到被他的精神所照亮，即使一身大汗，也不觉得辛苦。我与公司林农们打成一片，彼此无话不谈，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思想感情越来越近，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也终于知道，石光银的异禀之处就是他的脖子，但那不是天生的一道梗子（龙鬃），而是因为扛树苗过多出现的劳损、颈椎错位，导致做手术用四块钢板固定和矫正脖颈。石光银是个性情中人，一生中，为治沙种树，血、汗、泪都没少流，让人感到，这样的劳模是真的劳模，这样的英雄是真的英雄，足以令我辈仰慕。
保护生态，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是个世界性的命题，是众多有识之士不计名利投身其间的伟大事业，他们为之奋斗，乃至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献出生命。他们活得最实在，最值得抒写。我们写作者会因为不能完满描述和表达他们而汗颜。
在写作中，我也经常自我发问，石光银无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事业与人格都臻于圆满——权且叫作成功和圆满，他需要完善的后续工作还多得很——为他助力的营养是什么？孩童时埋在心底的怨愤是火种，自不必说；那口号年代里看似空泛的口号，仍然让他似得神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能够继承的，都继承了；其中民俗一类，不一定为人们所广泛提倡的譬如“结拜”之举，也仍然为他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那么，制约和阻碍他发展，使他事倍功半的因素又是什么？我想除了他的“没文化”之外，诸多人为的属于本民族的短板和局限性，包括当时体制机制上的滞后和不完善，都对他的治沙事业产生了一定影响。没有这些影响，他的治沙事业会更辉煌，国家和老百姓受益会更多。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囫囵吞枣地叙说石光银，并不一定对读者有更深的启迪和反思。“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能办得好一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与局限。
我之所以写这部作品，还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沙害的严重性和治沙的艰难性，希望更多的人能投入到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中，更希望得到国家政策上的扶植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现书名定为《风雨毛乌素》，并已经杀青。但工作还在继续，采访还在进行，学习和受教育将成为我们的永远。
岩波
2015年1月
又记
2014年夏季我到毛乌素沙区深入生活和调研，那时治沙英雄石光银的公司还没盖楼房，公司办公是在一排平房，有房脊和天花板的红砖房。石光银安排我住在原总经理、他儿子石战军的办公室，里外间，外间有办公桌椅、文件柜、会客的沙发，文件柜顶上有一幅大幅的石战军遗像——石战军在2008年植树节因公殉职。
起初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因为我是当兵的出身，一般不太相信鬼啊神的。此前摄影家老高建议我，《风雨毛乌素》（那时还没定书名）这本书不要写石战军了，因为石光银的事迹足够多了。我也基本采纳了老高的建议。在采访当中，这本书的框架就基本形成了。这时，老高家里有事回天津了，剩下我一个人继续采访。
那天，公司里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般情况下石光银会睡在公司里，其他人，譬如办公室主任、会计偶尔会值夜，但都是轮流、花插着，公司夜里不会空无一人。而那天因为我睡在公司，石光银很放心地回家了。夜里，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万籁俱寂，只有小风吹得旗杆上的铁环“哗棱哗棱”地有节奏地响。沙区的阴雨之夜一片漆黑，四处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光亮，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多日的脑力劳动，让我有些神经衰弱，迟迟睡不着。看着电视熬到十二点才慢慢睡去。但刚睡了两三个小时，突然头顶天花板上响起有节奏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支棱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毛骨悚然，一身的鸡皮疙瘩。因为，那个天花板很薄，经不住人，上面不可能有人，深更半夜谁会爬到那上面去，而且敲出这样的节奏？如果说是猫、鼠之类的动物，更不可能弄出这样的只有人才有的节奏。我急忙打开了电视机，让屋子里有了光亮和动静，头顶上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声音。
而沙区电视机的信号不太好，夜里只有央视一个台，偏偏这个台当时正在讲述一桩血腥的凶杀案，我看得十分膈应，就马上关掉了电视机，拉了灯绳，让屋里亮起来，慢慢回味刚刚发生的一切。是我做梦吗？绝对不是。是精神恍惚吗？绝对不是。一切分明清清楚楚。那种节奏是令人刻骨铭心的。
我一直干坐着，熬到早晨七点，天完全亮起来，我才穿衣下床，写日记，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在写日记过程中，我突然开悟：是石战军对我和老高提意见了——那本书不能不写他，他在石家的位置虽已虚空，但曾经的辉煌不可忽视！没错，石战军因为随同老爸治沙有功，是定边县首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参加过全国第十五届团代会，与很多中央领导都有合影。央视著名女主持董倩来沙区采访他时，两个人光着脚板坐在沙漠上的照片，也让人过目难忘。一个为治沙献出生命的年轻人，怎么能不被记述，怎么能不进入这本书？开悟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写好石战军，于是，采访了三十多位不同类型的人，专门请他们讲石战军（后来，石战军在《风雨毛乌素》一书中占据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
石光银是个“迷信”的人，他年轻时曾经为别人“手持桃木剑驱鬼”，而且远近闻名。起初，他对我不太信任，悄悄找了会相面的人来偷着看我。那个人走了以后，石光银老伴对我说，刚才来那个人是给你相面，来相一下吉凶。我问是吉是凶，石光银老伴说，是吉。还骂了一句：他这个老东西，就这样！石光银老伴对我是坚信不疑的，对我声泪俱下地讲了很多苦难的过去，和失子的悲伤。那个阶段，我差不多融入了石光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有来访者，我便是解说员，比石光银讲得还清楚；周日我到他们家和他们一起做饭，他们不会包饺子，而我从和面、做馅、做剂子、擀皮直到包出来，煮出来，是全活的，让石光银全家体会了一个天津人的“厨艺”。
两个月即将过去，我要离开毛乌素的时候，我的战友来电话，说他将要退休，让我到他那儿去一趟，他要好好招待我。这个战友叫李志平，是山西省长治军分区司令员。我去了以后的第一个中午，在招待所睡午觉，方才感到什么叫“惊魂未定”——我刚睡着，就梦见了石战军出车祸的场景，那种惨烈真真切切就在眼前，我再一次支棱一下子坐了起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我马上给天津的老高打电话诉说——老例儿讲及时把梦说破，就没有负面影响了。老高在电话里数落我一通，说你就是这些日子精神太紧张，没什么，好好睡午觉。
我在战友李志平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其间走遍太行山当年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带领部队打游击和住宿之地，环境之险恶，之艰苦，远超我的想象。老一辈革命家不怕牺牲，为拯救民族危亡殚精竭虑身经百战，不谈个人利益和安危的事迹，让我深受教育，之前出现的惊恐随之烟消云散。回到招待所后，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借用战友李志平的笔记本电脑，写完了一万字的报告文学《走进毛乌素》，回津后给了《今晚报》，他们连载了一个星期。后来我把七份报纸打包寄给了石光银。而二十万字的《风雨毛乌素》一书，石光银买了一些，县里在他那儿开现场会的时候，人手一册。林业部原副部长李育才和新华社前社长李从军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充分肯定。2018年，出版社推荐这本书参评鲁奖，虽然名落孙山，但我感觉自己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没有愧对石光银和石战军，也没有愧对中国的环保事业，这就足矣。
岩波
202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