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格林的思想历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突破性转变。第一次是1951年他在芝加哥所做的沃尔格林讲座，成果即是让他在美国政治学界声名鹊起的《新政治科学》。《新政治科学》确定了沃格林成熟时期的思想内核—尤其表现为他以“灵知主义的增长”来论断现代性的本质这一点，也为他其后写作《秩序与历史》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秩序与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的出版与前三卷的出版相隔了17年之久，沃格林的第二次突破性转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段。《天下时代》没有满足之前已经开始关注沃格林的很多人的预期，甚至引起了不少人的强烈失望，尤其是那些因高度肯定基督教的天下主义从而持有明确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信念的学者，原因正在于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放弃了原来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反而承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有多个天下的存在。而中国，正是作为不同于西方天下的另一个天下的典型代表，出现在《天下时代》的理论分析脉络中。从这一事实我们多少能够窥见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位置与意义。
沃格林将他开始着手中国文明研究的那段时间（1940— 1945）称为自己思想发展的“彷徨期”乃至“瘫痪期”，也表明其时他对中国文明的认识还缺乏后来写作《秩序与历史》前三卷时的理论支撑，更不用说他在《天下时代》中更为成熟的理论拓展了。不过，从现有文献看，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与分析在不同时期仍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而雅斯贝尔斯、韦伯等人关于中国文明的看法对他的影响始终可见。
在《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中，中国文明作为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参照物不时出场，主要是为了说明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差异。在1974年出版的《天下时代》中，中国文明则是作为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物而出场的。值得一提的是，在1958年返回慕尼黑大学并创建政治科学研究所之后，沃格林曾指导了两项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即彼得·韦伯-谢弗（Peter Weber-Schaefer）的《天下与皇权：中华帝国政治神学研究》（Oikumene und Imperium: Studien zur Ziviltheologie des chinesischen Kaiserreichs，Munich: List， 1968）与彼得-约阿希姆·奥皮茨（Peter-Joachim Opitz）的《老子：〈道德经〉中的秩序思辨》（Lao-tzu: Die Ordnungsspekulation im Tao-te-ching，Munich: List， 1967）。根据沃格林的自述，这两项研究构成他关于中国天下的分析背景。
关于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学术界的关注非常少。韩国学者权徐善喜（Seon-Hee Suh Kwon）的博士论文《沃格林与老子：求索秩序》从“朝向超越的开放性”“人性”“知识”与“政治社会”四个方面展开对沃格林与老子的秩序思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从沃格林的视角理解老子的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导言部分的陈述，她是有感于老子思想之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以及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虽论及老子但对老子的分析相比于对孔子的分析太过简略才选择这一题目的。她大概并未注意到沃格林1969年再次返回美国前就已出版的奥皮茨的德文著作《老子：〈道德经〉中的秩序思辨》，在参考文献中只列出了奥皮茨和塞巴联合主编的一部为沃格林庆祝八十寿辰的纪念性论文集。2020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沃格林的亚洲政治思想》，第一部分聚焦于中国，一共有四篇文章，只是稍微涉及了沃格林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看法，重点则是基于沃格林的理论洞见而对中国现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刘沐恩的博士论文《解释与体验：沃格林的秩序理论作为一个经验诠释的范式》第四章，以“关于沃格林的中国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沃格林中国叙述的范式转换”“《天下时代》三元结构中的中国秩序”“对沃格林中国叙述的进一步反思”四小节，对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尤其是对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过程的考证部分非常翔实。
本书的切入点和聚焦点都是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从而也必然扩展到对沃格林秩序哲学的全面探讨。如果对沃格林秩序哲学的全貌缺乏清晰的把握，那么，即使是读过《天下时代》的学者，也往往难以充分认识到沃格林的第二次突破性转变在他的中国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更不用说只读过《秩序与历史》前三卷的学者了。在《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中，沃格林判定中国文明为宇宙论秩序的文明，这当然意味着其时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评价不怎么高。在《天下时代》中，沃格林则承认“中国天下”与“西方天下”是平行存在的历史现象，意味着他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不过，因文献不足而导致的理解上的谨慎使他维持了“发生在中国的精神突破是不完全、不彻底的突破”这一看起来与《秩序与历史》前三卷非常接近的判断。对于未能窥见《天下时代》之堂奥的读者来说，过分留意这一判断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即误认为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与第四卷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差别不大。实际上，本书的研究正是在“沃格林不同时期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文明”和“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 这两个连带性问题的吸引下展开的。
本书聚焦于《秩序与历史》，尤其是《天下时代》，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补正”这一组合词， 恰当地表达了本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旨趣。概而言之，本书高度认同沃格林的秩序哲学理路，在梳理沃格林秩序哲学全貌的基础上，就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重要的修正，并由此引申出关于中国文明的一系列看法。顾名思义，“补充”针对的是原有分析的不充分性， 比如沃格林在分析中国天下时对三代秩序的语焉不详；“修正”针对的则是原有分析的不正确性，如沃格林关于中国的精神突破不完全、不彻底的断言。
导 论
第一章 秩序哲学与古典文明研究
第二章 《秩序与历史》中的历史哲学与奥古斯丁
第三章 《秩序与历史》前三卷中的中国文明问题
第四章 历史理解上的新进展与《秩序与历史》的新定向
第五章 对轴心时代说的解构与天下时代说的提出
第六章 意识的平衡与失衡
第七章 对中国天下的专门分析
第八章 由多个天下的存在而引发的历史哲学问题
第九章 精神突破与教化模式
第十章 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