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君为本与民为本：君权至上的绝对维护
传统民本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民众的政治权、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其中的“民本”总是与“君本”紧密相连，它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才把“民”视为“本”，其本质是以君王为根本，目的是维护君权的稳固。有学者就指出：“由于时代及阶级的局限，古代统治者推崇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是为了维护、巩固及强化皇权，‘民贵君轻’的宣言难以掩饰‘君贵民轻’的本质，‘君本’为实而‘民本’为虚。”刘泽华也说：“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
民本思想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民众具有推翻君主的巨大力量，是威胁君主统治的最大祸根，那么从巩固自身的统治出发，君主就应该妥善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自觉地以民为本，节制贪欲，关爱众生，养护众生，杜绝残暴和害民的行为，尽量不要激起民众的反抗。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功能是在肯定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寄希望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自我觉悟或对其行为提出适当的限制、要求和义务，实现君与民双方的互利互惠。
所以，民本思想不是从主动维护民众权利和利益的角度提出的。“畏民”只是出发点，“防舟覆”才是最终的归宿，对“民”的地位的强调、对“民”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只是献给君主的一服“清醒剂”，是用来让君主统治民众、对付民众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保证君主的长期统治和王朝的持续强盛。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虽然高唱民本的调子，尽管动听，但其实质只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安全阀和缓冲器，变成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在“朕即国家”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下，民本思想的归宿点永远都在于维护皇权专制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本思想之所以能一直在君主专制的土壤里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它的重心在君，因为君的问题才涉及重视民的问题。民本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补充，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话：“为民作主。”
在整个传统社会，君主始终拥有不受制约的特权，无论民本思想中各自的侧重点有多么大的差异，但都是以肯定君权为先决条件的，且这个特权并没有因朝代的更迭而减弱，反而总是在不断地强化。因为民本思想使人们把整个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境遇的注意力放在对所谓“圣王明君”的呼唤上，而不是对社会制度的改造上，即便发生社会问题，也不是从制度上找原因，而是寄希望于“圣君”“贤君”“明君”的出现，认为他能宽厚仁德，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体恤民众，民众自然也愿意服从他的统治，这无形中强化了民众对君主的依赖性。此外，即便遇到昏君和暴君，民众想到的也不是推翻君主，自己当家做主，而是另立圣明君主，由新的君主来改变自己的际遇。在这样的过程中，君权被强化，君的作用更加显现出来，成为高高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独立客体。“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把君主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君主把握、代表着天理，民众服从于君主就等同于服从天理，民众的生死祸福全仰赖于作为“父母”的君主的开明和恩惠，君权绝对至上。
相反，民众的作用却被虚化，成为无足轻重的一个群体，只被当作政治的客体，不能成为政治的主体，没有自己的声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避免地被忽略，根本没有个人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也谈不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正因如此，民本思想对民的重视并不是全方位的，它主要倡导的是在民本的旗号下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顺民心，收民心，培养全社会的忠君思想，让君主更好地“使民”“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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