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学者，兼治古典学、印度学和西夏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现为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联合中一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在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对话录这一体裁不仅适干记录原始史料、彰显哲学思辨、普及专业知识，本身也具有探究学问和创造思想的效力。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脉络与谱系、会通与争鸣、视界与关怀的对话录，涵盖众多流派与传统、时间与地域、文本与语言、个人与群体。书中收录了作者与21位重要思想家的对话，跨越历史理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文化史与思想史等领域，集中呈现了众多思想流派与研究途径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剑桥思想史学派、意大利微观史学派、施特劳斯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伯克利学派的不同取向；比较印证了经济史、海洋史，音乐史、国际史、古典学与文献学、概念分析与心理分析的思想内涵。对话者均是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来自英、美、法、德、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印度，话题则涵盖了古希腊罗马、中古与近代早期、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现当代社会理论。对话不仅阐释了文本和思想的内在逻辑，考察了对话者的修辞语境和规范主张，也在思辨互动之中响应了质疑和批判。

　　罗伯逊：我还没想到那么远，而且在历史书写充斥着断代问题、浸透着历史主义的当下，我不确定是不是要对神圣史在思想史中的作用下一个大论断。我知道我的牛津同事兼朋友彼得·高希（Peter Ghosh）正在写一本关于“历史的源生”的书——这里的历史是指我们所理解的历史。高希是位非常聪明的史学家，他这项研究会是非常独特有力的。但我觉得自己对于作出那种更宏大的论断还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你说得也对，我的确想理解在学者们有意去触碰根据上帝启示之言所写成的历史时，这里面有什么特别而且有趣的具有历史性的地方。
　　我给我的这些想法找到的理由是，在许多新教徒眼里这些思想家所起的作用和自然法是一样的，但天主教的自然法当时已经无法充当这个角色了，所以16-17世纪的后期经院学派传统就此走向没落。这些是我的推测，但安娜贝尔·布蕾特（Annabel Brett）①的研究表明，经院哲学当时在欧洲还是一个非常强大而丰富的传统，但到了世纪末便似乎无力继续。讽刺的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这个传统开始有了个人主义的雏形，而个人主义是天主教对新教的常见指责。经院哲学由此变成了对孤立个案的决疑判断，无法再用来处理整个社会。当然故事比我现在为止所讲的要更为复杂，史学家仍在进行着探索，或许有一天会证明我是错的。布蕾特教授目前正在着手的一些研究有望提出17世纪中后期新教与天主教自然法的发展和交集。如此，我想我的假设也有可能不再成立。不过，我认为维科确实瞄准了一些目标，光凭自然法恐无力达成。对于他和詹农而言，创设一种新史学方法，承认神圣史的可能性，不失为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与此类比，后来的分期史学也为苏格兰思想家提供了一种超脱自然法限制的路径，只是在那里，人们并没有形成热衷神圣史的风气。
　　李汉松：天主教自然法传统的危机乃至衰落是否可以部分归结于它竭力要把异教徒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历史引入进来？毕竟天主教徒首度承担这项任务，无先例经验可资借鉴，亦无既定方案指导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自然法的世界历史叙述。
　　罗伯逊：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方面的文献自成一系，我读过一点但仍嫌不够。似乎耶稣会信徒在阐述外邦的自然与民事宗教方面走得比其他团体更远，目的是要让他们的传教活动更站得住脚。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促使他们理解社会权利，就像理解政治权利一样，或者还要更透彻。他们要弄懂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这并不只和政府形成有关。
　　李汉松：让我再问一个有关宗教和政治思想更笼统的问题：我记得约翰·H.阿诺德（John H.Arnold）曾做过一场名为“信奉中世纪的信仰：吉本和拉图，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宗教”的就职演讲。①会后您对我说：其最大问题在于预设了吉本从外部批评基督教，而实际上他是从内部出发的。我由此想道：有时候我们仍旧会陷入接近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那种矛盾当中：认为宗教代表着前现代，而世俗代表着现代。而当邓恩揭示了洛克的宗教语境，布蕾特和莎拉·莫蒂默（Sarah Mortimer）指出格劳秀斯的“假设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不应该导致学者怀疑其神学意义时，多数人还是带着老一套的观念去回应。您认为这是否仍是政治思想史学中的一个问题呢？
　　罗伯逊：是的！我的确认为对以斯金纳和邓恩为首的“剑桥学派”来说，把宗教排除在外或者边缘化对于他们所构想的政治思想史具有根本意义。这里有两步特别关键，一个是邓恩指明了洛克是基督徒，另一个是斯金纳发现在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中，“义务”论说的背后其实并没有一个留给基督教上帝的位置。这个观点针对的是霍华德·沃伦德等人：他们认为自然法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仍在起关键作用。斯金纳反驳说：一旦引入当时的语境，沃伦德这种说法便失去了意义。总体而言，我同样发觉“‘世俗’等于‘现代’”这一观点是长期存在的，涉及比如霍布斯和吉本时，波科克一直在同这种“等同性”观点斗争。下面这个说法可能某种程度上有些意识形态化，或者至少是有当代倾向的：我们如果认识到宗教考量在过去的政治思想中起到的作用，不再坚持说现代政治思想必然是世俗的，那么我们对当下政治思想的处理会更出色。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标榜为政治理论的学说，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都以世俗性为基本假定。这样说不是在暗示某类自由主义者会对伊斯兰政治思想或伊斯兰的国家和社会概念作出让步，但承认宗教在过去的政治思想中的位置并感到有必要理解宗教传统总归是有益处的。波科克不光说过吉本尽力要去达到一种内部理解，还说过“依法建立”的教会自有其妙——这里指的正是英国国教，一个依民权、据民法建立的教会。昔日许多教众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甚至现在也不乏否认者，因为按道理上帝之教会应是依神权、遵神律而建。所以，教会处于人法之下，于社会和政治方面大有裨益，而论及“依法建立之教会”，则相当于为教会在社会中划归了位置。以如今的标准，这样说并非意味着不宽容。当然，有证据表明这正是吉本也赞许的观点，只是当时对异议者没有现在那么宽容罢了。
　　李汉松：刚才的对谈中，我们考察了您在不断演进的社会和史学语境下参与学术争论的过程，澄清了许多学界悬疑。这又一次提醒我：您在剑桥任政治思想史教授（原先这个职位叫作“政治科学教授”）的这些年里，对这门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一定有大量观察。所以，此次对话的第二部分中，我想理一理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回顾一下这个领域的许多早期开拓者，以及20世纪对它产生影响的诸多思想渊源。基于反思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的传统流变，我们大可对思想史研究的现状、进展与前景进行一番评估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