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
这种结果因为下面的理由而更显得重要，除了这种结果本身之外，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你们反对现行经济制度的主要理由是，在这个制度之下，收入极其不平等，因此富人能够把应该用来满足穷人生活需要的资源用在满足自己的享受上。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事实。但是，难道不能用对症下药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弊害吗？你可以实行这样的政策：通过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来减低大笔收入，同时又扩大社会服务，以补贴的办法减轻穷人生活用品的费用，甚至实行家庭津贴等在实际上增加穷人的收入。难道这些办法不能克服这个弊害吗？如果你这样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己心的作用就会导使生产资源纳入你希望它们进入的轨道——去满足真正的需要，而不是去满足享受。这样还有什么不够的呢？既然你能够用容易得多的办法取得实际结果，为什么要采取像到处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取消利润、实行集中计划那样一些风险极大而效果可疑的措施呢？”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的答复，一部分在第二章中已有阐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样彻底实行分配平均化的措施，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个论点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的答复。根据这个论点，社会主义鼓吹者可以这么回答：“即使我们通过财政手段和其他手段终于使得一切收入（家庭人口不等的情况撇开不谈）完全相等，仅仅靠这一点，我们仍不能确保全国的生产资源用在最最恰当的用途上。资本主义制度仍不能恰当地配置生产资源。毫无疑问，收入平均化以后，生产资源的配置会比现在令人满意得多。但是距离它可能达到的和应该达到的标准，还差得很远。通过收入平均化的政策，能够达到一部分理想的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理想目标有很大部分还是达不到的。要完全达到，除了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和集中计划之外，别无他法。”我们现在且来考察一下这个论点。
我们先来看看由于我所称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缺点。在原则上，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毛病可以用设计恰当的补助金与征税的办法来加以纠正——凡是边际私人成本超过边际社会成本的东西，予以补助金；凡是边际社会成本超过边际私人成本的课以捐税。但是确定恰当的补助金与课税的标准，实际上有很大困难。要做出一个合乎科学的决定，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的材料可以作为根据。举例来说，啤酒的生产造成了增设警察的必要，我们怎么能确定啤酒的边际社会成本（用金钱来衡量）超过边际私人成本到什么程度呢？同样一家工厂由于煤烟而增加了公众在洗涤和打扫方面的费用，我们又怎样来给它计算边际社会成本超过边际私人成本的程度呢？反过来说，我们又怎样来计算植树造林对气候可能会造成的间接利益呢？或者，怎样来计算，在某些工业中，产量的增加对改进组织，从而对降低平均成本可能会造成的间接利益呢？显然，困难太大了，以致就我所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没有人尝试过要利用补助金与征税的办法来进行上述这种调整。到今天为止，这方面的建议仅仅见诸经济学家的著作，即使他们也没有从事过定量研究，而这种研究正是在把他们的建议付诸实施之前所必须进行的。上述种种都毋庸否认，也许，在这一方面，这就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破产。但是，反过来看看社会主义又怎么样呢？一个集中计划当局，要得到从事这种计算所必需的材料，并不比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容易一些。假定它在消费者的出价和某一工业自己的私人成本的指引下，使得这个工业的供应完全符合需求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位就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做了同样调整的工业面前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而如果要使这种调整做进一步的改进的话，它所处的地位固然不比后者为差，也不此后者更强。因为要做改进的话，光有意志是不够的，还得有知识。而有关的知识我们目前却还没有掌握。至于将来是否能获得这种知识，在某一个制度之下也并不比在另一个制度之下更有把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行业间资源配置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距离这点看来固然确有毛病，但是社会主义是否能治好这种毛病，也颇可怀疑。因此，现行制度下存在着这种毛病，对于我们选择这个制度还是另一个制度，并无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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