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管理学与管理实践
引 言
在与一位朋友聊天时，约翰向朋友解释道：他夫人玛丽，要离开两周去管一个海外项目；他们的儿子皮特，要管好他那条因为踢足球而受伤的腿；而他自己就是个“管事的”。
我们一想到“管理”，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就是与工作和就业相关的事情。管理是“管理者”做的事，在企业或其他组织中尤其如此；或者我们会将管理视为管理者这个群体要做的事情，与此相对，则是不承担相应管理职责的雇员（“劳工”或“工人”）。在这种工作语境下，管理一词有着深刻内涵，涉及体系与流程的控制、事务指导、设计与实施。然而，在工作场景之外，我们经常将管理一词用作反语，暗指缺乏控制力（管好受伤的腿），或者将其等同于应付、搞掂的同义词，意指需要施加更多控制（而非建设性指导）以防事态崩溃。
这些有关管理的非正式含义出现得相对较晚。管理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指驯养或驯服一匹马，该词的含义逐渐从控制马匹扩展到控制武器、船只和人群，并且在英国，管理一词的含义更加宽泛。在当代，管理的含义及其与行政、指示等密切相关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别，使它不知不觉间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在英国，管理（management）一词历来专指商业管理，涉及公共部门的管理工作则多用行政（administration）一词。从事商业管理工作的人在英国被称为企业管理人员，但在美国则按美式传统被称为执行官（executives），管理一词在美国既指管理科学也指管理实践。在法国和西班牙，管理一词依旧处于词义演进史的早期阶段，仍特指对运动员的管理，或者再广一点，指对体育团队的管理。在特指商业管理活动时则使用其他词汇，如：经营（gestion）、企业（empresa）、指导（direction/direccion）和执行（administation/administacion）等。
所有这些术语都带有极强的指示、控制内涵，这在“管理”这一术语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管理”一词在当代的全球通行用法吸收了传统英式用法的词义，还吸收了现在扩展到公共组织、私营企业的用法，同时还叠加了美式词义，使其得以被科学地研究和学习。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由数以亿计的管理人员（行政管理者、执行官或主管）遵循特定的管理实践。同时，与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是，管理作为一项课题被纳入学术研究，探讨管理者应当如何行事以实现效率、产量或利润最大化，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商学院里学习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既关注管理实践，也重视管理理论。本书大部分内容不仅会涉及管理者实施的指导和控制尝试，还会论述管理学家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所做的研究探讨。然而，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要强调：我们在开始理解管理这一概念时，不能忘记“管理”这一术语存在着诸多非正式化、反讽化的用法。的确，管理者掌握事态、下达指令，但因为管理者都是人，他们所管理的对象也都是人，这会导致事态很少按照预期发展。所以，管理实践不仅是要掌控事态，还包括处理那些失去控制（或是脱离管理者掌控）但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处理的事情。同样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群体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失误、完全无法预料的行为，研习管理学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而排除这些问题也需要给出正当理由。
在管理中加入人的维度，这使得管理学研究变得异常丰富多样。与所有社会科学一样，管理学面临着严峻挑战，即：采用理性科学方法来预测那些有顽固非理性、难以预测特征的主体的行为结果。然而，与社会科学许多分支不同的是，管理学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之所以发展出科学性就是为了应用，为了能以组织技术的形式指导实践，任何无法弥合假设与现实之间鸿沟的结果都是异常明显的。还有，人的维度也会对管理实践产生影响。概因人有失去控制、逃脱掌控的天性，作为一种实践，管理会令人十分沮丧。但也恰恰因为管理有如此难度，成功的管理总会带来巨大激励。
我们会在第二章详细论述管理实践，探讨管理是什么、管理者做什么。但一开始，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先花点笔墨研究一下人具有哪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与管理任务相互关联，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管理。
人的境况：理性及其局限
在此探讨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理性，或称为理性的力量。在人类所有非凡的能力当中，理性的力量毫无疑问是最超凡的一项。与理性相对的是感性，或称为同情心、人类的爱心，但理性定义了何为人类。理性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计算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医药学以及其他。但同样，理性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可能并不擅长使用理性，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在辩论时遵循一定的逻辑性，使得从假设到结论的过程看起来符合客观规律。我们能够对其他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性评价，并做出复杂的、证据充足的判断。另外，我们还能够制订并执行复杂计划以期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种推理能力正是管理的精髓所在。在商学院中，在商业和管理学课本中，在许多工作组织中，管理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理性的、完全技术性的活动。就这种普遍构想来看，管理者的工作核心就是理性地分析其所处的形势，并就如何处理相关事务做出理性决策。管理者认为，企业乃至其他工作组织是特定的理性实体，致力于特定的理性目标，典型的理性目标是谋求利润或股东利益最大化，或是以最低成本谋求最大收益。
对管理的理性化解读固然很好，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们经常会忘记）：理性有其局限性。一些学者声称，客观理性的整个概念都是神话。他们辩称：理性自身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本身在本质上都是主观性的，是特定社会及该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大概又太过极端。的确，所有的科学理论与其后的进化版本比起来都存在瑕疵和不足之处，在科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与理性的因素同等重要。但科学理论在预测上的非凡成就说明，如果不是从严苛的哲学意义上讲，而仅从实践层面来看，一些非常客观的事情是在起作用的。探讨科学理性，甚至更为普遍的客观理性是十分有意义的。然而，对客观理性的批判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有意义。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所采用的推理方式，都受到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比我们能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本书将在第八章探讨管理所遭受的这类影响。与此同时，对理性的批判同样也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对理性力量的限制，这类限制往往不太受关注，且较少引发争议。
首先，虽然理性能够引领我们在试图理解世界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但理性未必能确保我们一路畅通无阻。以量子力学这一学科为例。量子力学能够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精度来预测那些极为微小、无法被观察到的物理实体的运动，并为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早期诸多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提供了科学基础；但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量子力学，去想象那些公式在物理术语层面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绝望的、无可救药的矛盾之中。在那种境况下，理性就会从我们身上溜走。
其次，理性还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习惯：当事态进入紧要关头，理性就会从我们身上溜走。举例来说，假设我们想要问“上帝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存在着超越此生的事物”这样的问题时，理性就会完全坍塌。基督教领袖们声称（按现任教皇的话来说）：基督教教义就是“客观真理”。其他宗教的领袖们对他们自己的教义也有过类似主张，但与宗教领袖们相反，激进的无神论者援引科学来申辩“上帝不存在”这一主张。然而，事实上，上帝是否存在难以从逻辑或科学角度予以证明。宗教信仰证实了这样的事实：人类是理性存在，但又不单单是理性存在。当理性自身难以给出答案时，人会致力于寻求答案本身。
“上帝是否存在”这类论述最显著的特征是：每个答案最终都是假设的产物，而构成假设的基础通常都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某些哲学分支的论述中，比如伦理学。在伦理学中，我们能从逻辑上证明什么是善（good）的唯一路径，就是从一些关于什么是善的直觉性假设或情感性假设出发。我们不能从无中推导出有。大多数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包括管理学，管理学涉及的行为都十分复杂，难以被模型精准描绘，我们无法用模型化物理世界的方式来研究管理学。但换个视角来看，指导我们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多数推理都是正确的。
总的来看，像是分子或电子这样的物理实体稳定度高。它们不会忘事，不会犯错，不会改变主意，不会彼此坠入爱河。但恰恰因为它们表现稳定，我们才能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建模、预测，并根据我们的预测来发明某种技术。但人类完全不同。我们有时可以（虽然并不经常能做到）预测他们的普遍行为或总体表现，但我们很难借助理性科学的推理来预测他们作为单个个体的行为。
理性与管理挑战
对理性力量的这种限制会带来一种相当显著的影响，不仅影响管理学的科学研究，还影响着管理实践，甚至也影响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从管理科学开始说起。与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在管理学中也是理性法则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法则在管理学中的统治地位有着十分明显的妥协性。如果管理科学要达成任何有用的结论或预测，它就必须要先一步设定一些基础性的简化假设。举例而言，管理经济学假设人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追求金融财富最大化；他们会动用所有手段来达成这一目标，手段甚至不乏欺诈和诡计；并且他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然而，管理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相信这些假设都是真的（当然，有些人相信，但大部分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些假设，他们的数学模型就会分崩离析，他们也就无法预测任何事情。实际上，管理学中使用的假设比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所采用的假设要少得多，以期望能最大限度接近现实世界，让他们的理论变得有价值。
管理心理学家则按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但他们的假设也多有争议。一些研究假设动机或心理发展的特定模型，另一些研究则基于大脑及其运行的各类推测模型展开。某些时候，经由洞察力导致的结果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我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说服自己：假设一定是正确的。但更为常见的是，心理学家的假设在凸显人类行为某种特性的同时，排除掉了其他同等重要的特性，后者可能与前者互为补充，也可能与前者差异巨大。每种理论都会揭示一些东西，又掩盖一些东西，继而形成理论特色。
说回管理，尤其是管理实践，人类理性的局限无论是在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身上都十分明显。与经济学家的假设完全相反，人的能力不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人是出了名的无能力。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人“仅仅是人”。他们会忘事，会心烦，会分心，会犯错，会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即便是最能干的管理者也要应对下属的人性弱点（如果某些特质算“弱点”的话），同时还要面对那些无法回避的环境的不确定性。管理者可能接触的信息远少于其所需，但他们永远无法获取充分信息去制订信心十足的计划。他们直面未知，很多时候需要直面完全无法预知的未来。同时，在商业环境下，他们要面对竞争中固有的不确定性。理性此时可以发挥作用。就像赫伯特•西蒙指出的那样，对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是限制你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一些“合理的”可操作性假设，着手处理事情，而不是尝试分析你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但仅有理性远远不够，尤其是涉及与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最理性的路径不见得一直就是最有效的 路径。
当把科学与实践结合起来，应用到管理技术或管理技巧中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管理技术背后的假设与现实足够接近而使其有用。举例来说，管理经济学的一项建议是： 一般而言，应当根据人的产出而非投入给予全部或部分报酬以资鼓励，报酬可以是计件工资，也可以是绩效工资。如果你要管理的是水果采摘工，这个建议就很适用。采摘工需要钱，他们通常也能胜任水果采摘工作，同时你也能度量他们采摘的成果，你就应该根据水果重量而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长来支付报酬，这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如果将这一建议应用到其他一些场景中，按业绩付酬这样的管理技术同样有效，但并不是因为相关假设反映了现实，而仅仅是因为模型可套用的范围比较广，并不见得推导模型的具体假设就是正确的。举个例子，事实证明，在对雇佣合同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代理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能力欠缺但胜在服务诚实守信这一假设来解释，两种解释路径完全相反，但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不直接参与管理，你很难区分雇员到底是懒散还是能力不足。大部分人是二者兼有，这种混合特质因为过于复杂就很难用模型来表示，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的假设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相同的处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类假设可能就完全没法应用，这项管理技术也完全不合适。比如，经济学的代理理论最主要的应用就是用来设计首席执行官和其他资深管理者的薪酬。但这类人的动机到底是追求金钱还是追求做好工作所带来的自我满足感是很不明确的。然而，作为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很可能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在企业中需要与其他人深度合作，商业环境的竞争既激烈又充分，这都会限制他们能力的发挥。毕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龙头。此外，我们付给首席执行官薪酬，让他们自己判断、自行裁决，我们就必须假设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是有良好内驱力的。在这种场景下，假设就事关重大，在设计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时就应假设他们是充分胜任工作的自我驱动型个人，多数大企业都是如此行事，但这势必会导致不合意的且完全预料不到的影响。
一种无法预料的影响就是当我们将强假设性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时，这些假设就非常容易自我实现。比如，当社会科学家假设人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时，老师们就会将这种假设传播给学生，实践者在执行中也会基于这样的假设行事，如此一来，人就会变成狭隘的自利者，哪怕他们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人。这种现象在金融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参与者现在都有意识地遵照金融学理论（尤其是与管理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理论）的假设行事。就像是在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中所展现的那样，这使得理论和实践能更好地契合，但也对我们所有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管理学尚未走到这步田地。虽然管理科学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学主导，但它也大量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给经常相互矛盾的诸多假设提供了修正空间。不过，这也造成理论应用难题。管理科学一开始是被视为实践的辅助才得以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当引入社会科学中更为基础的研究时，管理科学只对可能有用的理论感兴趣。管理科学在借用想法和概念时，极少考虑这些想法与概念的基本假设，也很少考虑它们是否科学有效。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理论缝合体，内里自相矛盾、混乱不堪，这样的理论被拿来指导实践时，相应地就会造成矛盾和混乱的后果。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述的那样，管理学的发展史，更像是管理实践的日常史，是一个充满了必然和偶然的故事。但在讲述这一故事之前，且容我稍作停歇，问一个非常明显但少有回应的问题：管理者到底应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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