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昌弘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专攻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及性别论。擅长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亲子、夫妻和恋人等社会关系。他着眼于1990年代末急剧变化的日本社会，将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社会状况命名为“希望格差社会”，并成为“格差社会论”的先行者之一。主要著作包括《低生育陷阱》《希望格差社会》《“婚活”时代》《家庭难民》等。

自1990年公布的日本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出生率跌到了历史最低值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直到现在日本的出生率也依然持续低迷。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人口开始不断减少。一边是欧美人惊讶于日本竟然对少子化现象毫无对策；另一边，东亚诸国则纷纷担忧自己会不会步日本的后尘，并把日本当作一种反面教材看待。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专门研究了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前世今生，并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和破局的方法。根据他的调查，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主要源于日本政府错误地将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作为了参考，未能注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且在政策牵涉金钱时总是行动迟缓。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虽然失败了，但它遭遇的困难和陷阱仍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借鉴反思，尤其是在东亚生育率屡创新低的今天。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低出生率的长期化

日本自进入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1月8日）以来，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在1.6以下的状态已持续30多年（即便是1.5以下也已有25年之久）。
总和生育率原本是人口学的专有名词，但现在已成为被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该词被用于表示“每个女性在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数”。
若总和生育率超过2.07，则人口增长，若低于2.07，则人口减少。
在一个平均寿命稳定且没有移民的国家，若女性一生中至少生育一个女孩且后者能长大到成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我们将女性一生中生育女孩的平均数称为“总再生产率”）。这种状态下的人口被称为静止人口。
从生物学角度看，由于人类中出生的男性要稍多一些（若女性为1人，则男性约为1.05人），因此静止人口下的总和生育率是一个略超2的非整数数字。
若总和生育率低于1.6的状态持续30年，则人口减少，老龄化率上升（参照图表1、图表2）。由于移民及长寿的作用，一般认为日本的人口减少现象实际上是从2008年左右开始的（参照图表3）。
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父母与子女的平均年龄差）大约是30岁。若总和生育率是在30年前（1990年）开始出现严重下降的，那么那时出生的人在2015年则已达到25岁。出生率低的那一代已经到了生育及育儿期。
至2020年4月的现在（本书执笔之时），也依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2018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91.8万人，死亡人口为136.2万人，两者相减，人口约减少了44.4万人（除去移民的流入和流出）。
到2019年，据当时的推算，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6.4万人，死亡人口为137.6万人，两者相减，人口减少51.2万人，可见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发展（确定值将在2020年9月发布）。
若这样下去，2019年出生的孩子到30年后的育龄期时，出生人数将会下降至60万人左右（从图表2可以看出，1990年之后，出生人口是按其30年前出生人口的7成左右在推移）。

成为“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日本是乐观之国？

作为家庭社会学学者，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国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咨询，也多次受邀参加海外的一些学会或大学的研究会，以及面向大众的演讲会。可以说，讲述日本少子化现状的机会正在不断增多。
最近，来自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的垂询比欧美要多些。很多关于少子化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被翻译成了中文或韩文。

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的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向我问道：“为何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少子化对策？”
的确，像法国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在1980年左右出生率大大跌破了2，降至1.6左右。但由于政府在那之后实施了少子化对策，虽然有点上下浮动，但到2015年时，出生率已经分别恢复到了1.92（法国）和1.85（瑞典）。
另一方面，像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虽然与日本一样，低出生率一直在持续，但由于接纳了大量移民，而使得人口没有减少（意大利自2016年开始出现人口减少）。
不过，由于有欧盟这样庞大的框架组织存在，在劳动力这一方面，人口问题并不占很大比重。因为在欧盟内部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若本国劳动力不足，则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可以流入（在欧盟，来自成员国以外的移民反倒成了一个重要
问题）。
另外，像美国和英国，由于本来出生率就高，加上接纳了大量移民，所以无须担心人口减少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人口在大量增长。1980年，美国人口约为2亿2762万人，不到日本人口的2倍。然而，到2019年时，美国人口几乎达到日本人口的2.6倍，约为3亿2927万人。在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增长的约40年间，美国则增长了1亿以上的人口。
正如图表5所示，欧美国家近39年内的人口增长率都在15%以上，而日本只有近10%的低增长率，甚至近些年来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
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实体经济。
若让欧美有识之士对此发表意见的话，那他们会说：早在30多年前，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就已经在发展，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恢复出生率。不仅如此，日本似乎也没有接纳移民的意愿。劳动力不足以及老龄化可能会给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带来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吧。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国家呀。

“如何不重蹈日本之覆辙？”—亚洲各国的关心

另一方面，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人则会问：“如何才能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情况？”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出生率比日本还低的国家也不少。在中国，自1979年以来持续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得到缓和，政府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甚至三胎的限制。但是，有报告显示出生率并没有得到恢复。
不过，这些亚洲国家的少子化现象变得严重的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日本的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为28.4%（2019年厚生劳动省推算），位列世界第一，而其他亚洲国家尚处于15%以下（2015年……中国9.6%、韩国13.1%、新加坡11.7%）。若从现在开始采取对策的话，我想应该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人口减少问题，也就可以避免出现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率。
亚洲各国的政府相关人员以及媒体工作者，都比较关心日本少子化对策未能奏效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日本作为一种反面教材来看待。他们找我咨询，是为了探索一种可能性，以避免像日本那样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我认为，日本的少子化与欧美的少子化，其情形以及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详细说明［这一点在“不婚化”问题上也有同样体现，可参见我之前的著作《不需要结婚的社会》（朝日新书，2019）］。
与此相对，亚洲各国的少子化问题则与日本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例如，在未婚者中，大部分人即便长大成人后也不独立生活，而是继续与父母同住。我在1997年将此命名为“单身寄生族”，并在1999年出版了相关书籍（《单身寄生族时代》，筑摩新书）。该书出版后不久，陆续于2000年被译为中文、2003年被译为韩文。
此外，描写结婚难状况的《“婚活”时代》（Discover携书，2008，与白河桃子合著），也在翌年被译为中文。最近，我的书在韩国和中国的销量似乎要比在日本更好。
另外，与日本一样，在韩国和中国，因同居或婚外恋而出生的人口非常少（婚外子女的比率，日本为2.3%、韩国为1.9%，2016年），但在欧美，由非婚女性生出的孩子的比率较高，比率超过50%的国家（法国、瑞典等）也比较多（这将在第四章中再次涉及）。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亚洲各国中，必须结婚后才能同居的观念非常强。
说实话，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以2018年受中国社科院这一政府机构的委托而实施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的。那份报告已先于本书在中国出版了（2019年）。

像这样，“从海外来看”，日本在认识到出生率下降这一现实以来的30年间（即整个平成年间），并未采取有效对策，而是放任少子化发展，使得低出生率长期持续，人口开始减少，世界第一的老龄化持续发展，甚至让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担忧。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少子化对策呢？
笔者将在本书中对其原因进行考察和验证。
首先，我们来回顾并考察一下少子化的相关认识和对策的历史。

序——“不愿让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第一节 成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对策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经过
第二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失败”的原因
第一节 是谁改变了日本的出生率？
第二节 关于少子化直接原因的“误解和错误”
第三章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的陷阱
第一节 欧美中心主义思想
第二节 欧美各国少子化的特征
第三节 适用欧美模式的陷阱——欧美有而日本没有的
第四章 “规避风险”和“重视体面”的日本社会
第一节 “生涯生活设计”+“风险规避意识”
第二节 体面意识——“想避免别人对自己负面评价”的意识
第三节 强烈的育儿压力——不愿让孩子受苦
第五章 在日本能否形成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第一节 日本少子化现象的根本
第二节 日本少子化进展概括
第三节 何为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跋——“新冠后”的家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