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①
给岁月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岁月。——布莱兹 帕斯卡尔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始终以年轻人居多，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保持相对稳定。直至1865年前后法国的老年人口（60+岁）比重达到10%，法国成为历史上首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国家，随后不到百年间，西方发达国家悉从其势，这种现象自20世纪后半叶起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亦趋于蔓延，目前已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转变的加快而进入了急剧变化并持续发展的阶段。1950～200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了三倍而至6亿，随后在2006年超过7亿，2015年达到9亿，并预计在2050年激增至20亿～21亿，史无前例地超过儿童（0～14岁）的人数，占全球人口总量的22%（United Nations，2017）。其中，亚洲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达到12亿，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60%；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将从2010年的1.78亿增长到4亿以上，分别占中国人口总量的30%以上和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0%以上（United Nations，2017）。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使我们的世界迅速地变老，并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派弗曾断言，“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Pifer and Bronte，1986）。
面对这样一个超复杂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开展了大量研究，发展出不同的理论解释和对策建议。从本质上讲，中国乃至全球人口结构的老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而只能在适应它的前提下，合理规避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这无疑使治理模式及公共政策的调整乃至重构成为必须。
1.1 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
卫生条件的改善、医疗技术的推广、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保健意识的增强，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使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这一进步被视为20世纪*为重要的社会发展成果之一。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50～1955年时的46.6岁提高到了2005～2010年的67.6岁（United Nations，2017）。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66岁提高到77岁，延长了11年；发展中国家则从41岁提高到66岁，延长了25年。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还不足40岁，而2010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近75岁，并预计在2040～2050年达到80岁（CPP，2017）。
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依次开始下降，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65～1970年每名妇女生育5.0个子女下降到2005～2010年每名妇女生育2.6个子女（UNFPA，2009）。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生育转变有效降低了“人口爆炸”的危险，尽管世界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缓，2005～2010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1%。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在中国更为突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中国人口的膨胀性增长得到了有效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目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2010年仅为0.5%左右①。计划生育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无疑是中国生育率下降*为关键的推动力之一，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生育率的下降发挥着作用。
人口增长模式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老龄化进程，人类社会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作为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趋势，人口的老龄化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概莫能外，差别只是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2015年全球尚有115个国家和地区未进入老龄化阶段，但至2050年这一数字将可能骤降为33个。不仅如此，全球的老年人口每年正以2%的速度增长（DESA of United Nations，2002），不仅高于同时期的整体人口增长率，而且超出其他各年龄组的增长速度②。
就中国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数据，2000年时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分别达到10.0%和7.0%，标志我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其后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便不断提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时达到8.9%（65+岁）和13.3%（60+岁）③，而至2018年末这一数字已变为11.4%（65+岁）和17.9%（60+岁），其中60岁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已分别接近1.7亿和2.5亿，33个省区市（数据不包括台湾）中已有30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从长远看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未来的30年间仍将持续快速增长，并预计在2050～2060年达到峰值，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有所放慢，但总的趋势是2100年时中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34%的水平（杜鹏等，2005；CPP，2017）。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乃至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总体上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现象将在整个21世纪持续存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的进一步突破，人口寿命进一步延伸的可能性将继续扩大，而恢复到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和大家庭模式的概率微乎其微，至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将会再次“年轻”。
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①，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无论今天或是未来，每个人都注定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而不返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对这一社会基本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类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协调地运行和发展。然而遗憾的是，今天仍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态势，并将其视为沉重的负担；许多研究也都是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这其实是用20世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1.2 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长期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且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彭希哲和胡湛，2011）。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没有好坏之分，所谓的“问题”或“挑战”不完全来自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更多源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经济架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因而需要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乃至重构以适应之。综合当前国内外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测大致相似（图1-1），即中国将不可逆转地进入老龄化深化并持续的长期过程，区别仅在于数字上的一些出入，对其发展规律的基本判定也趋于类似，如基数大、速度快、区域不均衡、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增多、空巢化和独居化加剧等，但从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对以下问题仍应特别关注并进一步形成共识。
图1-1 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65+岁，2015～2050年）
由《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年）、《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2014年）、郭志刚（2012）、复旦大学 CPP（China’s population prospects）数据库（2017年）所做的预测数据汇总整理所得
1.中国正处于老龄化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凸显
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十多年内仍将继续增长，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2015～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65+岁）总量将从1.4亿激增至3.65亿左右①，预计在2050～2060年达到峰值，之后的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进入所谓的高位平台期，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4%的高水平。在这一过程中，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快、波动*大的时期，也是社会抚养比相对*低②、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③，尤其2018～2022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①（图1-2），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2040年后老龄化增速将略趋于缓和。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全是“未富先老”，而主要是“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事实上，不少西方国家在尚未达到中国现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水平时已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例如2009～2012年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与西欧12国（法国、德国、英国等）1965年相当，但这些国家均早于1960年建立了基本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陈友华，2012）。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对人口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
图1-2 “顶部老龄化”与“底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2018～2022年）
2.老年人口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并可能由此倒逼劳动就业模式重塑
我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老年人口的增长主要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高峰人群，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分别于2016年和2026～2032年超过0～14岁少儿人口，且2025年之后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②，*迟由2030～2035年开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重点将明显向老年人口倾斜，2050年以后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至现在水平的两倍以上。目前按传统概念推算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③。虽然生育政策调整也会带来少儿人数增加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但这些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之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相对有限的影响，主导抚养比上升的依然是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中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间将始终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正逐渐下降，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端劳动力需求则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象开始凸显，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规模的刚性要求趋于弱化。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结构模式形成冲击，这种技术性破坏将在缓解未来劳动力危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并由此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就业模式的多元化和层叠化①将趋于普遍。面对这些结构性的变革，已无法仅仅依靠加强传统劳动力教育投资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来应对，而必然涉及对中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中高端人才）的开发利用、对某些行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安置与再教育，甚至劳动力市场的重构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议题。
3.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复杂度，但也创造了政策回旋空间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主要受本地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流动两大因素的影响，并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而城乡差异则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特征（图1-3）②，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的生育率差异和城镇化的
图1-3 2000～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变动情况（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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