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1930-2021），湖南长沙人。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美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

主要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论语今读》《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伦理学新说》等。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它揭示了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是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本书阐释了“巫史传统”思想的基本观点：一是“由巫到礼”，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二是“释礼归仁”，孔子为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圣外王”恰恰正是远古巫君以自己通神的魔法来统领部族特征的全面理性化。周、孔使中国传统从人文和人性两个方面在相当早的时代获得了一条实用理性之途。

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孔子（《马王堆帛书·要》）

 

二十年前（1978年）我议论写思想史可以有两种方式（历史的或哲学的，“我注六经”式或“六经注我”式），曾引起某些批判。抱愧的是，我今天仍然只能是“六经注我”式的写法：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对象。因之所说多为假说式的断定；史料的编排，逻辑的论证，均颇疏阔。但如果能揭示某种关键，使人获得某种启发，便将是这种话语的理想效果。

我以前曾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感本体”、“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一个世界”等概念来话说中国文化思想，今天则拟用“巫史传统”一词统摄之，因为上述我以之来描述中国文化特征的概念，其根源在此处。我写了三本中国思想史论，从孔子讲到毛泽东，这篇则主要讲孔子以前。孔子是传统的转化性的创造者。在孔子之前，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

我以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但文本限于思想史，只谈后者。

 

巫君合一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真可说源远流长，材料极多。其他文化也多有祖先崇拜，中国的特征在于：

1.从远古到殷周，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性或一致性。尽管历史学家们关于中国上古至上神与祖先神的关系，仍有各种参差不同的意见；尽管这两者的所谓“合一”或“一致”可能有并不相同的多种形态；但两者紧密相连却几乎被学者们所公认。如王国维认帝喾即殷祖先，“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谛之。”郭沫若说：“卜辞中的帝就是高祖 ”，“至上神‘帝’同时又是他们的宗祖。”陈梦家说：“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模，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徐复观说：“殷人的宗教性主要受祖先神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祖先作中介人。周人的情形，也同此。”张光直认为“商”字的含义即祖先崇拜，“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如此等等。祖先生是人，死为神，或生即半神。无论生死，祖先（主要是氏族首领的祖先）都在保护着“家国”——本氏族、部落、部族（酋邦）、国家的生存和延续。在这里，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的事功与神的业绩常直接相连、休戚相关和浑然一体。《礼记》说“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义》），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个“事奉祖先”的基础之上。生与死、人与神的界限始终没有截然划开，而毋宁是连贯一气，相互作用着的。直到现代民间风俗，人死后，家属、子孙以各种“明器”（从器皿到纸制的房屋）殉葬，便仍是两千年前这个“事死者如事生”亦即祖先崇拜的具体延续。

2.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连”、“相关”和“一体”，在远古有非常具体、实在的实现途径，这就是“巫”（Shaman）。“巫”在上古当然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一个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在卜辞中，可以见到“巫”与“帝”常相关联，如“帝于巫”、“帝东巫”、“帝北巫”，等等。在体制上有所谓“寝庙相连”，即处理人间事务与侍奉鬼神的事务是在同一而相连结的处所进行。即使其后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但*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然是政治领袖，仍为群巫首。”也就是说，尽管有各种专职的巫史卜祝，*终也*重要的，仍然是由政治领袖的“王”作为*大的“巫”，来沟通神界与人世，以*终做出决断，指导行动。这意味着政治领袖在根本上掌握着沟通天人的*高神权。王、玉、巫、舞，无论在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上，都强劲地叙说着它们之间同一性这一重要史实。苏秉琦说：“在五千年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那个阶段上，玉器成了*初的王权象征物……神权由王权垄断，一些玉器又成为通天的神器。”《说文》：“以玉事神为之巫。”甲文：“贞，王其舞，若。”“贞，王勿舞”，如此等等。

这种“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这也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这有某些文献记载，如：

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大戴礼记·五帝德》）“帝颛顼主要的事是命重、黎‘绝地天通’……只有他（指重）同帝颛顼才管得天上的事情。”“颛顼的名字显然是取义于人持树枝和持玉而舞。”

禹、夏后启：“禹步多巫。”（《法言·重黎》）“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涉。”（《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史记》）张光直认为，“九代”即巫舞，“夏后启无疑为巫”。

汤：著名的“汤祷”：“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并见《墨子》等）

从文王到周公：“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诗·大雅·文王》），“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尚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同上）

以及伊尹、巫咸等人，也是等同于王并享用后代殷王祭礼的大巫兼政治首领人物：

“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尚书·君奭》）

……

这些都是后世儒家所颂扬不已的“圣君贤相”。本来，在上古率领氏族、部落、酋邦，作为父家长的政治首领，不但需要具备无比的勇气、刚毅的性格，而且更要求具有超人的智慧，以预见未来，指导行动。《尚书·大禹谟》称：“（伯）益赞于禹。”疏：“赞，明也，佐也。”注：“赞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训为明也。”“见微知著”已成后世成语，即有先见之明。这也是“巫”的“佐助”、“明辅”，即“赞”的功能。张光直说：“……鬼神是有先知的，……生人对鬼神这种智慧是力求获得的。……掌握有这种智慧的人便有政治的权力。因此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一提及“巫”，人们习惯地以为就是已经专职化的“巫、祝、卜、史”，以及后世小传统中的巫婆、神汉之类。的确，“巫”有这一逐渐下降，并*后沦为民间傩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所以如此，却正是由于王权日益凌驾神权，使通天人的“巫”日益从属附庸于“王”的缘故。而王权和王之所以能够如此，又是由于“巫”的通神人的特质日益直接理性化，成为上古君王、天子某种体制化、道德化的行为和品格。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至于小传统中的“巫”，比较起来，倒是无足轻重的了。

前记 001

 

说巫史传统（1999）001

巫君合一004

“巫”的特质   010

由“巫”而“史”   014

“德”与“礼”   022

“仁”与“诚”   030

道家及中国文化基本范畴035

 

“说巫史传统”补（2005）041

由巫到礼043

礼的特征：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058

天道与天主077

 

由巫到礼（2001、2014）091

行走中的神明093

“礼”的三特点107

历史使命感114

 

释礼归仁（2014）131

“有情宇宙观”133

“内在超越”？142

“性”与“情”，谁为“本”？   146

“一个世界”   150

周、孔取代孔、孟   157

 

附录163

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2005）   165

初读《郭店楚墓竹简》印象纪要（1998）   190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1996）203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199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