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进入经典名著，才有机会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也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未来也才向我们走来。
·这些生命美学经典名著是亘古以来的生命省察的继续。在它们问世和思想的年代，属于它们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它们杀死了上帝，但却并非恶魔；它们阻击了理性，但也并非另类。它们都是偶像破坏者，但是破坏的目的却并不是希图让自己成为新的偶像。它们无非当时的真实的思想，也无非新时代的早产儿。
绪论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20世纪哲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曾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Marburg School of NeoKantianism）的领袖之一，一生勤勉不懈，成就卓然。1874年7月28日，卡西尔生于德国布雷斯劳（Breslau，现波兰弗罗茨瓦夫)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92年卡西尔进入柏林大学，1894年，他师从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学习康德的课程，而后者特别向卡西尔推荐了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关于康德的著作。柯亨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卡西尔甫一接触他的著作便狼吞虎咽地阅读，并立即决定跟随柯亨在马堡学习。1899年他在马堡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笛卡尔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分析》（Descartes’s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and Natural Scientific Knowledge），这篇论文以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为主题，体现出早期的卡西尔对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表现出的喜悦和震撼之情。其后卡西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主题，对从文艺复兴到康德的现代哲学和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解释。
自1919年到1933年，卡西尔一直在汉堡教书，并完成了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分别于1923、1925、1929年出版）的写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突破了马堡学派“全面整理知识理论”和“侧重科学认知”的使命，而“更着重于哲学与文化的联系”，在哲学视域内用“符号形式”（symbolic form）实现了科学模式和非科学模式相结合的最初尝试。1929年春，卡西尔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了一场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名论辩，即“达沃斯论辩”（The Davos Debate），这成为20世纪哲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件。 两位同根而生的哲学家所讨论的主题涉及对新康德主义的定位，以及康德的基本问题，即时空、知识、语言、自由，及其被动的感性能力与主动的知性能力之间的关系等。而在这场争论中，海德格尔积极地为他激进的“此在的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tic of Dasein）这一概念进行辩护。而卡西尔通过诉诸道德经验和自然科学中出现的真正客观有效、必要和永恒的真理，捍卫了自己在符号形式哲学中对康德的新理解——反对海德格尔对人类有限性不可避免的坚持，并强调了人类精神活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1933年后，卡西尔先后在牛津大学任教两年和到瑞典哥德堡大学任教六年。在此期间，他对道德和法哲学进行了持久的讨论，研究对象是瑞典法哲学家阿克塞尔·哈格斯滕（Axel Hägerström）。他还阐述了关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明确拒绝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的“物理主义”（physicalism）。
卡西尔才华横溢，思想富于独创性灵感，他在多年的思考、任教和研究的过程中著述甚丰。主要著作除了《符号形式的哲学》《人论》《国家的神话》外，还包括《实体和功能》《认识问题》《康德生平和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中的个体和宇宙》《柏拉图主义在英国和剑桥学派中的复兴》《启蒙哲学》和《人文科学的逻辑》等。他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把一些先验原则运用于经验杂多的产物，后者只有凭借前者才能显现出秩序并为人所把握。因此，卡西尔在研究中所注重的与其说是知识（认识）和信仰的对象本身，不如说是人们认识这些对象或在意识中对这些对象进行概念重构的方式。他于1941年至1944年在耶鲁大学任教，1944年至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国期间，他先后用英文写了两本书，即1944年出版的《人论》和1946年去世后出版的《国家的神话》。这对沟通欧洲大陆和美国哲学思想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4月13日，卡西尔在纽约街头行走时由于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
在哲学史上，卡西尔给我们展示的是多种身份，我们经常在卡西尔的书中看到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洪堡、莱辛、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名字和观点，卡西尔的著作《卢梭·康德·歌德》就是对古典哲学家和文化学家所表达的致意。因此，他既是新康德主义者（早期），也是符号学家，还是德国古典人文思想传统的继承者。1941年，卡西尔接替当时即将退休的威尔伯·乌尔巴（Wilbur M. Urba）教授的教职而在耶鲁大学就职，他教授语言哲学，并由于他的学术声誉和博学多才受到美国同行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美国的工作既使他得到了扩大自己思想影响的机会，美国的学术界也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了德国哲学的精髓。与此同时，卡西尔接受了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后在《人论》中，明显体现出他要把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杜威的经验主义协调起来的努力。卡西尔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与其他教授联合举办了关于历史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研讨会，还承担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授和指导工作。他非常喜爱美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同仁对他工作的支持和合作。亨德尔（Charles W.Hendel）在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指出：“1943年，卡西尔突然决定用一种新方式来展示自己，他专门为自己逐渐了解并热爱的美国写了一本书，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这将是他在这个国家‘逗留’的符号。于是，他开始撰写《人论》，并于194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人论》的作者序中，卡西尔介绍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指出，它是“我的英美朋友们屡次迫切地要求我出版《符号形式的哲学》的英译本”的结果。但是卡西尔强调，这本书并非《符号形式的哲学》的全盘复写，因为这既难以实施，也在于“出版一部远在二十五年前构思和写作的著作也几乎是不可接受或不可取的”。因为在1929年《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知识现象学》出版后，卡西尔又出版了多部著作，在研究范围、研究深度，以及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上都有了与之前不尽相同的思考，也了解了更多新的事实，碰到了诸多新问题。因此，《人论》一书与其说是《符号形式的哲学》的缩写本，毋宁说是“具有特别的哲学重要性”的全新著作。因此，这本书的写作不是多个命题的拼凑，而是所有的命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课题——所有讨论的问题（它们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都可以殊途同归，回归到原点，这正是文化哲学的任务。
《人论》这部著作篇幅不长，它共分上、下两篇共12章内容。上篇的主题为“人是什么？”，主要包括“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符号：人的本性之提示”、“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人类的空间与时间世界”以及“事实与理想”五章的内容。而下篇的主题则是对“人的问题”的进一步扩展，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关系，即作为符号形式的各文化与人的关系，或人如何通过符号构建文化。卡西尔指出，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从功能结构上而不是从事实上来理解人类文化，将事实理解为一个体系和有机的整体。在研究这些文化的过程中，卡西尔发现，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因为社会性本身并非人所独具的特征，动物也具有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也不是人的行为和动作的精确性，因为事实证明，动物有许多行为不仅与人的作为不相上下，而且在某些方面高于人类。卡西尔认为，人和动物的明显区别在于，动物只具有出于本能的类本性的存在，而人“有个体选择的自由或发挥个体能力的自由”，人不仅服从规则，也能创造规则，能够“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尽管这些能力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但是却几乎可以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形式中看到。此外，人和动物的区别还表现在人的二元性，即在稳定和进化之间的张力，“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形式的倾向和打破这种僵化格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我们在神话、宗教、语言中往往发现稳定性的因素压倒进化的因素，传统仪式、宗教戒律、语法规则往往成为保证稳定性的必要因素；而在艺术的发展中，进化和创造的因素又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在《人论》中，卡西尔运用符号形式所最终指向的，是“人”，即“人”这样一种特殊的动物，它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能力——运用符号的能力。符号不是实体的，而是功能的，不是事实性的，而是观念性的。由此，人才能不仅仅接受外界的给予，还要对其做出能动的反应、建构和解释。用符号来把握世界，也是建构和解释世界的意义，艺术、神话、历史、宗教和科学既是人类建构和解释世界的工具，也是这种建构和解释的结果。人由此发现并证明了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人论》并不属于哲学史上艰深晦涩的作品，它文风流畅清晰，时而神采飞扬，时而深沉低敛，读后往往令人心潮澎湃，回味隽永，体现了作者恣意融贯的才华、多学科纵横捭阖考证的功力以及对文字高超的把控才能。但是，流畅清晰并不等同于浅易通俗，它厚重的思想含量、伟大的智性光芒并不因文风简约而有所折损，毋宁说，卡西尔在这部书的可读性和读者接受上有所顾及，但诸多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却并未遗漏，如“符号形式”“形式”“人性”“知觉”“功能性”“关系”“生命”“空间和时间”“可能性”“人文科学”“构形”“整体性”，以及符号形式在历史、艺术、科学、语言和神话等维度的延伸等。迪米特里·加沃伦斯基（Dimitry Gawronsky）对卡西尔《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所做的评价同样适合于《人论》，事实上，这一评价不仅适合于卡西尔的所有作品，更是对卡西尔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的评价：
人们越是研究卡西尔的这部作品，就越对能够写出这部作品的人的才智钦佩有加。为了写作这部书，卡西尔必须学习和熟悉的书实在太多了。然而，这是它最不引人注目的部分。真正令人惊叹的是卡西尔的能力，它能够穿透大量的个体思维系统，重构它们的独特之处，强调其中所有原创和富有成效的东西，并揭示它们所有的弱点和矛盾。卡西尔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能够处理思想上最细微的差别和异同，能处理一切根本的或次要的东西，他坚定地把握住了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分枝；在展示同一概念是如何获得不同含义的基础上，卡西尔根据其作为建构性元素的不同哲学体系奠定了他后来发展为“符号形式”的思想的第一个基础。几十位部分或彻底被遗忘的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哲学家，在卡西尔的书中重新回到新的生活和历史的重要性中，从而使哲学思想的连续性更加一致和真实。……卡西尔在这项工作中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将知识的演变与精神文化的总体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广泛的总体背景:神话与宗教、心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与美学。一旦他发现他们的认识论发展中缺少一些环节，他就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纳入了他的讨论中。
由于《人论》为卡西尔的晚期作品，当我们研读和理解这部著作时，更需要基于对卡西尔整体思想的考察，因为其中的诸多概念、术语、命题甚至隐喻需要回溯到卡西尔的其他作品中，或者哲学史本身去找寻其源头和出发点，否则可能不逮其真正内涵。而这也是这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和力图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