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和本雅明1923年相识于法兰克福，阿多诺当时20岁，本雅明31岁。在本雅明生活于法兰克福时期，两人经常见面，至少一周一次。阿多诺记忆里的本雅明拥有无穷的思想力，他总是痴迷地听本雅明讲话。两人的友谊从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始，持续终生。 1928年两人开始通信，信件来往一直持续到1940年本雅明在逃亡途中自杀。幸存下来的121封信件和明信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在这部通信集里。这些书信见证了两位思想者和伟大作者彼此扶持、相互激发的非同寻常的友谊。 作为年长者和导师，本雅明却是命途多舛、更需要帮助的那一个，他总是那么落魄、谦恭、含蓄和犹豫不决；思想成熟后的阿多诺则显得咄咄逼人，他判决着、参与着本雅明的写作，也将本雅明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当中。因此，关于二人迥异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赞颂，也有争议。也许最接近真实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信件中。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1年 7月 17日

柏林，Wilmersdorf，Prinzregenten大街 66号

 

亲爱的维森贡德先生：

我从南法回来以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给您写信。这封信的前提是：我一口气读完并认真研究了您的就职演讲稿。我已经跟布洛赫聊过了，他还把您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了。对我而言，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成功的；它的精练恰恰有力地体现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基本思想；这篇文章在各方面都颇有水准，正如阿波利奈尔所说的那样，是个“里程碑”。布洛赫认为这里涉及的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关联有些牵强，我觉得他说的虽然对，但是在思辨的前提下，它却又是充分合理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不被条条框框地套用，而是被用来思考——或者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被用来努力奋斗——的地方或许是经得住检验的。我认为他关于您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的意见似乎更有说服力。您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无懈可击和委婉巧妙，我想我是懂的。但是从这儿能走多远就很难预料了。而您对现象学发展的分析则更显得无可厚非；您对海德格尔关于死亡功能的阐释是关键。另外，您的那种方式与其说是外交态度，毋宁说是细腻深远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展现出的权威姿态，简言之，您用这种方式在某些地方成功避开针锋相对的学院派哲学传统的那种自信，特别触动我。

现在谈谈布洛赫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我的名字。我个人对此并不曾敏感——希望也没有冒犯到您的任何感受；但在认真研读完您的文章以后，其重要性让我觉得有必要澄清版权这种我平时不想提的问题：我想撤回我在法兰克福说的话。能够明确体现您对学院派哲学立场的那句话是：

科学的任务不是探索隐匿的和存在的现实意图，而是阐释无意图的现实，其方法是借助对孤立的现实元素的形象和意象建构，以消解科学的任务这个问题。

这句话我愿意署我的名字。可是要写这句话，就不能不提“巴洛克”这本书的导论，我在那里已经表达了这一——显然的，从相对和谦逊的意义上来讲的——新思想。就我而言，我肯定会提“巴洛克”这本书。毋庸赘言：假如我是您，更不会不提它。

请您从这里读出您的重要演讲所唤起我的极大兴趣。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始终保持这种纯粹的哲学同盟关系。有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如果这篇演讲稿将来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样——援引我的话，还烦请事先通知我一下。我愉快地读完了《无歌之言》，第四段和结尾两段格外出彩。万分感谢您寄来的烟草袋！一如既往的诚挚问候！

您的

瓦尔特 本雅明

 

 

33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5年6月5日牛津，莫顿学院

 

亲爱的本雅明先生：

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您手稿的宽页边如此诱人，让我很想用铅笔去作旁注，如果您允许我这样做的话，会让我对《拱廊街提纲》（我还是习惯用以前的名字）的回应，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时间上省很多事。我自然知道铅笔旁注可以擦掉，但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我还是不敢妄为。

另外，在仔细阅读了提纲以后，我可以告诉您：我完全消除了之前关于研究所的顾虑。我相信，研究所可以——不，应该——接受整篇论文；它有权利在研究所出版，至少比弗朗兹·博克瑙 1的论文更有权出版；您不需要向研究所妥协，反之研究所亦如此。如果霍克海默在某些地方强调具体到社会问题上，那么它肯定对我们都有好处。首先是商品这个范畴，它在提纲里（其实在我的《克尔恺郭尔》中也如此）过于概括，所以无法揭示其19世纪的特殊性；而且，仅从科技的角度，即从“工业制造”的角度阐述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追问其经济功能，即前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狭义上的现代——的市场规律。另外一个概念当然是“集体意识”。但是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将会把我们引向核心问题的讨论，鉴于研究对象的巨大难点和它所承载的责任，我不想在此轻率地评头论足，而只想冒昧地发表以下意见：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种非辩证的集体意识结构——不融合阶级因素的集体意识——的反对，也许与另外一点重合，即它要求辩证意象既不被置于意识的领域，也不被置于无意识的领域。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实证的准确性始终都要涵盖阐释的精准。——我这就给霍克海默写信，要求他们接受整篇论文，当然还有对论文的资助。

鉴于拱廊街计划对我的重要性，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对它的亵渎。但我在这里还是忍不住挑选出最打动我的几点来谈谈。首先是“新奇理论”和您对这一范畴深远影响力的洞见，您把它与寓言作对照是完全正确的（至于17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正是《巴洛克》与《拱廊街》的关联所在——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另外还有对拜物教的讨论，它让我重新意识到，虽然我们分别两年，但仍旧心有灵犀。因为我大概三个月前刚给霍克海默写过一封长信，最近又跟布洛克谈过，我跟他们说，与弗洛姆和赖希不同，我认为社会与心理学的真正“中介”不在于家庭，而是在商品特征即恋物癖这里，商品拜物教才是物化的真正呼应。另外，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您在这点上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十分吻合——他那里肯定有关于指甲和头发的讨论。您一定要把弗洛伊德和那个非常知名的费伦齐写的关于肛门性格和肛门问题的所有文章都找来读一下。——另一个类似的巧合是城市向农村转化的理论，我以前没读到过您这方面的讨论。您不知道，这一理论恰好是我在一篇评论莫泊桑的未完成的文章里提出的中心论题（如果我现在能找到材料，一定会把相应的段落全部拿出来与您分享）。我在那里把城市视为狩猎场，猎人这个概念在我的讨论中是关键（比如关于制服的理论：所有猎人看起来都一样）。另外，莫泊桑有一则短篇讲的尽管不是周日狩猎，但却是与之相关的周日骑马，这在树林的背景下同样也呈现出“辩证意象”。我想再次向您着重强调一下莫泊桑，他的小说《夜晚，一个噩梦》，完全可以与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辩证呼应。渴望您的解读。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飞机的发明终结了19世纪。也许我很快就有这方面的东西给您看。——您应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要求取消城乡差别。

今天的结尾——它是序曲而不是赋格曲的尾声——附上一则我以前的笔记：“刚发生的过去仿佛被灾难毁灭了。”

真挚的友谊与感激之情！

您的

泰迪 维森贡德

译者前言

辑一　1928—1933 

辑二　1934—1935 

辑三　1935—1936 

辑四　1936—1937

辑五　1937—1938

辑六　1938—1939

辑七　1939—1940

本雅明的黑皮箱：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