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德性伦理学带有鲜明的神学特征，以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神学伦理学为代表。他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神学德性论，提出了“两种幸福”和“两种德性”的德性学说①。所谓“两种幸福”，指的就是天堂幸福与尘世幸福。其中，尘世幸福是达到天堂幸福的手段，只有达到天堂幸福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所谓“两种德性”，是实现上述幸福的途径，即神学德性和世俗德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神学德性与生俱来，是每个人的天赋德性。它的内容是奥古斯丁提出的神学三德：“信心、希望、仁慈”。“信心是对'超自然的善的理想'的信仰；希望是人的意志活动转向超自然的目的；仁慈则是人的意志转变为超自然的目的。”②通过后天教育和实践取得的是世俗德性，它分为两类即理智德性和实践德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智德性，是一种理智的能力，它是理性思维的习性。按其理性的思考方式可以划分为直观的德性、智慧、学识三种形式。所谓实践德性，指的是人的习惯品性，包括审慎、公正、节制、刚毅四个方面。它们构成了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思想。
到了近代，西方传统的德性伦理由于功利主义和康德义务论的兴起而失去影响，德性伦理学衰落，德性思想成为规范思想的附属品。重振德性雄伟，摆脱现代性道德危机，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这便是当代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运动的基本指向。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把伦理学从纯逻辑语言的分析路向扭转到现代性的规范伦理学轨道上来，自由平等与行为规则、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正、正当合理与公共秩序等近代西方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又重新成为伦理学的主题。罗尔斯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严厉地批判了罗尔斯的伦理学立场，认为伦理学决不是单纯制定义务规则的学问，它的首要任务是告诉人们生活的道德目的，并为实现一种善的生活而培养自己的内在美德。没有正义的美德，正义的规则只能是一纸空文。共同善的实现不在于道德规范和契约的达成，而在于具有美德的主体对道德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麦金太尔认为西方现代性的伦理只不过是解放了的启蒙运动的副产品，无论是那种已为人们深信不疑的现代规则伦理，还是形形色色情感主义伦理，甚或是当代的自由主义伦理，都如同整个启蒙运动一样，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唯一的出路只在于向传统的德性伦理寻求答案。他在其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指出：“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联系，因为只有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①这里的意思是说，法则要对个体的行为真正起作用，必须以个体具备良好的美德或是较好的道德品质为前提。所以，“麦金太尔历史地回顾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美德伦理学，又针对康德、罗尔斯义务论规范伦理学所无法解决的伦理难题，提出德性优于规则的主张。”②
注重德性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它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西周时期，周人认识到殷商的统治者之所以失去了“天命”，是因为没有“德”，而先王之所以能够获得天下，是因为有才能、品德主观因素的参与。因此，周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将其作为占有疆土、保民于万世的治世之方。此时“德”的意义不仅包含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而且还包含“修德”“敬德”的道德修养工夫。在先秦时期，“德”便具有了“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的涵义。《说文解字》云：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性”字在汉语中也出现的较早。中国人一开始并没有将物性、神性、人性严格区别开来，因此“性可以通称万事万物的品质和特点”。由于古人逐渐把目光由天命转向人事，“性”与人心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并且成了道德自觉的主体。《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光，性善者也。从心、生声。”《中庸》首次将“德”与“性”结合在一起，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里的“尊德性”就是说君子应发扬先天的善良本性。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儒家伦理可以说就是德性伦理。德性在儒家看来就是人之成为人的品格，是通过成人、成己而达到的道德理想境界。孔子将“仁”建立于人的道德意识发展与道德情感发端之上，使得“礼”等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心需求，形成了“仁”“礼”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伦理文化从自发状态过渡到自觉状态，以及人文意识的全面觉醒。“仁”在孔子看来，既是美德的总和，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并通过孝悌、忠信、智勇、中庸和温、良、俭、让等德目，为人们确立了德性修养和践行的标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因而，《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正是突出了儒家思想中德性论的特征及其整个思想的主导特征①。
继承孔子思想的孟子，以性善为基础，将人文世界的价值根基转向内在德性，以仁、义、礼、智四德为主体，建立了中国伦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德性伦理体系，成为中国伦理精神的雏形。他认为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仁之本体，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本源；而义将仁的内在情感外化为道德行为，指明行仁的路径与标准；礼则把仁、义的要求具体化为一系列规范与准则，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形式化的礼仪，直接付诸人的道德实践；人所具有的辨别是非的心智能力使其理解了对仁、义之道的道德认识，产生了践行仁、义之道的道德自觉。可见，德性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既是人性存在的来源，也是成就人性的标准；既是成己的内心信念，也是成人的行为品格。由此，仁、义、礼、智的德性体系也不断得到历代仁人志士的认同和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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